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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法中数据资产的法律保护

引言

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国际投资活动中，数据资产已从传统投资的“辅助工具”演变为核心投资标的——跨国企业通过跨境数据流动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数字平台企业将用户数据作为主要资产进行海外投资，数据驱动的技术创新更成为国际资本争夺的焦点。然而，数据资产的非消耗性、可复制性、易流动性等特性，与国际投资法传统保护对象（如不动产、机器设备、知识产权等）存在显著差异，现有法律框架在数据资产的界定、保护范围、权利边界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在国际投资规则体系中构建数据资产的法律保护机制，平衡数据主权与投资自由，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文将围绕数据资产的特性、现有保护困境及完善路径展开探讨，以期为国际投资法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资产在国际投资中的核心地位与法律特性

（一）数据资产的概念界定与价值维度

数据资产是指企业或个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合法收集、存储、处理的，能够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的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集合。与传统资产相比，数据资产的价值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数据规模越大、类型越丰富，其分析价值和应用场景越广泛。在国际投资领域，数据资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作为投资标的，如跨国企业收购海外数据服务公司时，用户行为数据、交易记录等构成核心资产；其二，作为生产要素，跨境数据流动支撑着全球供应链管理、远程服务提供等投资活动；其三，作为竞争优势载体，企业通过数据挖掘形成的商业洞察，直接影响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二）数据资产区别于传统投资客体的法律特性

数据资产的法律特性是其需要特殊保护的根本原因。首先，数据资产具有“非物理性”，其存在形式为数字代码，依托网络和存储设备而存在，这使得传统投资法中“物”的保护规则（如物权登记、物理占有）难以直接适用。其次，数据资产的“可复制性”导致权利边界模糊——同一数据可被多主体同时使用，且复制成本极低，传统投资法中“排他性权利”的保护逻辑（如专利、商标的独占权）需重新调整。再次，数据资产的“跨国流动性”与国家数据主权产生冲突——数据跨境流动可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国家安全等敏感问题，东道国常通过数据本地化要求限制数据流动，这与投资者追求的“投资自由”形成矛盾。最后，数据资产的“动态性”要求法律保护具有灵活性——数据的价值随技术发展和应用场景变化而动态调整，传统投资法中“静态权利确认”的模式难以适应。

二、国际投资法对数据资产保护的现状与困境

（一）现有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保护框架

当前国际投资规则体系以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区域投资协定（RTAs）为核心，其对数据资产的保护主要通过“投资定义”“公平公正待遇”“征收补偿”“跨境资金流动”等条款间接体现。例如，部分IIAs将“投资”定义为“所有资产”，理论上涵盖数据资产；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要求东道国不得任意干预投资者的经营活动，可能约束东道国对数据流动的不合理限制；征收条款则为因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资产损失提供补偿可能。部分新兴协定已尝试直接规范数据问题，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设立“数字贸易”专章，规定成员国不得强制要求企业本地化存储数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纳入了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的相关规则。

（二）现有框架的保护不足与实践困境

尽管部分协定有所突破，但国际投资法对数据资产的保护仍存在显著短板。其一，“投资定义”的模糊性导致数据资产难以被明确纳入保护范围。多数IIAs对“投资”的定义采用“资产列表+概括性描述”模式，但传统资产列表（如股权、债权、知识产权）未明确包含数据资产，而“所有资产”的概括表述在仲裁实践中常被严格解释，数据资产是否属于“具有经济价值的资产”仍存在争议。例如，某跨国数据服务公司因东道国限制数据出境提起投资仲裁时，仲裁庭曾以“数据的经济价值难以量化”为由驳回其诉求。

其二，数据主权与投资自由的冲突缺乏协调机制。数据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东道国基于主权原则有权对数据跨境流动施加限制（如数据本地化、内容审查），但投资者常主张此类限制构成“间接征收”或“歧视性待遇”。现有IIAs多通过“一般例外条款”允许东道国采取必要措施，但“必要措施”的认定标准（如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缺乏具体规则，导致实践中争议频发。例如，某国要求外资医疗企业将患者数据存储在境内，外资企业认为此举增加了运营成本，构成对投资的不合理干预，而东道国则强调这是保护患者隐私的必要手段，双方因缺乏明确规则陷入长期争议。

其三，数据资产的权利边界与保护标准不清晰。数据资产常涉及多方主体权益：数据生产者（如用户）的个人信息权、数据控制者（如企业）的财产权、数据处理者（如平台）的加工权。现有国际投资法侧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