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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万“新老人”的选择

清晨，刘阿姨轻摇折扇，走在通往公园的小径上。每走几步，就有熟人跟她打招呼。这是刘阿姨退休后常来的公园，每天8点，她会在这里和拳友一起打太极，享受晨练时光。与此同时，公园里也不乏推着婴儿车遛弯的老人。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刘阿姨，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拒绝带孙的她，决定把退休生活留给自己。如今，有越来越多像刘阿姨这样的退休老人，在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尝试与后辈在育儿问题上达成平衡。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指出，基于教育、养老、医疗、生育、托育等多方面压力，部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所下降。他建议：“年轻人应抓住有效的生育期，暂时借助亲友之力解决育儿困难。”

郑秉文这里所说的“亲友”，通常指年轻人的父母。在国人的传统认知中，父母理应帮助子女照顾孙辈，并形成一种传承。但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老年人更倾向于摆脱照顾孙辈的责任，享受退休生活。他们正在以行动树立一个新标签——“新老人”。

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1962年-1975年）出生的人，是“新老人”的主体。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4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9697万人。

这些“新老人”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实。他们向年轻人学习，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大部分“新老人”表示自己很忙，这与公众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刻板印象——普遍清闲、孤独有所不同。除了体育锻炼、旅行等线下活动，超过半数老人表示，自己每天忙于在线交流；还有超过20%的老人忙于上网学习，平均在线时长为每天2小时。

但他们也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退休后，不用帮子女带孩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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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抚养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

刘阿姨生于20世纪50年代，每月退休金有上万元，加上没有房贷，生活相对宽裕、放松。退休后，她的生活依然丰富：在老年大学上舞蹈课，参与书画协会的展览活动，组织老同学、老同事聚会，与朋友定期结伴旅游等等。退休这几年，她去过西藏、新疆，冬天去东北滑雪，夏天去云南避暑。

刘阿姨的想法很有代表性：退休后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不是自愿承担照顾孙辈的任务。

与此同时，刘阿姨的独生女儿李楠正在陷入“丧偶式育儿”的困境：公婆以“退休后还需工作”为由拒绝帮忙；丈夫则忙于创业，经常早出晚归，育儿重担落在李楠一个人身上。

李楠曾请母亲帮忙照顾孙子。尽管心疼女儿，刘阿姨还是婉拒了：“我年轻时是职业女性，吃了一辈子食堂，连饭也不会做。让我带孩子，比带项目还难。”刘阿姨建议女儿去月子中心坐月子，之后如果要请专业的育儿嫂，她来出钱。“照顾孩子方面，专业人士比我有经验。如果有经济困难，我可以提供一定的资助。我认为，老年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儿女提供帮助，而不是无条件地全力以赴。”

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多样化的退休生活，而不是绕着孙辈转。他们身体尚属健康，拿着退休金，正是有钱又有闲的时候，学习新技能，参与新活动，人生有无限可能。刘阿姨说：“退休后才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老年人的自我实现同样有价值，我们没有义务为子女照顾孩子。”

卢奶奶的情况和刘阿姨相似，她认为，“老年人带孙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义务”。

61岁的卢奶奶是一名纺织厂退休工人，居住在广州。退休后，卢奶奶加入一个老年舞蹈队，每天和同伴一起排练，还受邀上过央视。她称自己的退休生活“非常忙碌”。

卢奶奶的丈夫是本地人，有一些可稳定收租的房产，爱好钓鱼，一出去就是一整天。而卢奶奶每天上午8点准时去珠江边和老姐妹们跳舞，10点半“收队”后再一起上茶楼喝茶。像卢奶奶这样的广州奶奶，喝茶是她们每天最重要的行程之一，甚至可以说，“比起带孙子，喝茶才是正经事”。为此，她经常坐40分钟的公交车，从海珠区到荔湾区跟老姐妹们碰头：“那里的茶楼平靓正，很抵食（划算）。”

在子女眼中，卢奶奶生活清闲，身体也不错，帮忙带孙似乎理所当然。但儿子提出请她帮忙照看2岁的孙子时，卢奶奶仔细考虑后拒绝了：“带孙太累了，我一怕带不动，二怕带不好。人老了应该享受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老年人不参与隔代抚养，这种情况在广州绝非少数。通常，这类老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不与子女同住，只有周末家庭聚餐时才有机会见一见孙子、孙女。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压力时，他们更愿意“出钱”而非“出力”。

这一代“新老人”对个体自由和退休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同时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而不再是牺牲自己的人生。

育儿问题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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