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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之《白光》读书笔记

——科举阴影下知识分子的精神挽歌

一、创作背景与文学坐标：新旧交替中的士人困境

（一）时代语境：科举废除后的精神真空

《白光》创作于1922年，发表于同年7月上海《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三号。彼时，科举制度已废除近二十年，新式教育与思想逐渐传播，但在传统乡镇与旧知识分子群体中，科举制度的余毒仍未消散。封建科举制度曾是底层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它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植于一代又一代士人心中。当这一制度突然崩塌，新的出路尚未完全为旧知识分子所接纳时，他们便陷入了精神真空——既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规则，又难以摆脱旧制度的思维桎梏，成为新旧交替时代的“边缘人”。

鲁迅选择以陈士成这一屡次落第的老秀才为核心，精准捕捉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困境。陈士成十六次参加县考均告失败，他将人生价值完全绑定在科举功名上，科举的废除并未让他觉醒，反而让他在反复落第中逐渐走向精神崩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呼吁思想解放的背景下，陈士成的遭遇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旧知识分子群体的愚昧与可悲——当新思想在城市中蓬勃发展时，仍有一批士人被困在科举的“围城”中，他们的“出路”，不过是对虚幻功名的病态追逐。

（二）鲁迅的“士人书写”：从制度批判到精神解剖

《白光》是鲁迅乡土小说中极具特色的一篇，与《孔乙己》《范进中举》（吴敬梓作品，鲁迅对这类题材有深刻借鉴与超越）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对旧知识分子命运的探讨。不同于《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的猛烈抨击，《白光》的叙事更为冷峻细腻——它没有直白的控诉，而是通过陈士成落第后的心路历程与荒诞行为，展现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摧残。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体现了鲁迅对旧知识分子群体观察的深化：他不再满足于对科举制度的宏观批判，而是聚焦于个体的精神世界，通过陈士成从期待到绝望、从清醒到疯癫的过程，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科举制度“杀人不见血”的残酷本质。

正如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中所言，他渴望“立人”，希望唤醒沉睡的国民。《白光》中的“病苦”，不仅是陈士成个人的精神疾病，更是整个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顽疾——对功名的偏执、对现实的逃避、对传统的盲目坚守，共同构成了吞噬他们的“无形之网”。鲁迅通过这篇小说，既是为陈士成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发声，揭示他们的悲惨处境，也是希望唤醒更多人对旧制度余毒的警惕，推动社会思想的彻底解放。

二、环境描写：乡镇——科举余毒的滋生温床

（一）空间环境：封闭与压抑的精神牢笼

小说中的乡镇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科举余毒滋生的温床，其封闭性与压抑性贯穿全文，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1.物理空间的封闭：乡镇远离新式思想传播的中心城市，仍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试院的照壁、破旧的宅院、寂静的院子，构成了陈士成活动的主要空间。试院的照壁是科举制度的象征，陈士成每次落第后都在此驻足，它如同一道屏障，将陈士成与新的社会隔绝开来；破旧的宅院则暗示了陈士成的落魄，也象征着旧知识分子群体的衰落；寂静的院子看似宁静，却充满了压抑的气息，成为陈士成滋生幻想、走向疯癫的场所。

2.社会空间的压抑：乡镇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冷漠与功利”的特点。陈士成作为屡次落第的秀才，不仅得不到他人的同情，反而受到学童的小觑、邻里的漠视。学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邻里在他落第后“及早关了门，不要多管事”，这些细节都凸显了乡镇社会的冷漠。而“绅士们千方百计来攀亲”的幻想，又暴露了乡镇社会的功利性——只有科举成功，才能获得尊重与认可，这种功利观念进一步加剧了陈士成对功名的偏执。

3.时间空间的循环：小说中“落第—幻想—再落第”的时间循环，强化了乡镇的封闭性。陈士成十六次参加县考，每次都怀着希望而去，带着绝望而归，这种循环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迷茫中。时间的流逝并未给陈士成带来新的希望，反而让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最终走向崩溃。这种时间循环暗示了在科举余毒的影响下，旧知识分子群体难以摆脱命运的枷锁，只能在痛苦中不断重复过往。

（二）细节符号：环境中的科举隐喻

1.试院的榜文：希望与绝望的象征

榜文是科举制度的直接体现，也是陈士成希望与绝望的来源。每次县考发榜，陈士成都“先在这上面寻陈字”，期待能看到自己的名字。当看到“陈字也不少，似乎也都争先恐后的跳进他眼睛里来，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这两个字”时，他的希望瞬间破灭。榜文的每次出现，都伴随着陈士成从期待到绝望的心理变化，它如同一把利刃，反复刺痛着陈士成的内心，象征着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

2.白光：虚幻希望的象征

白光在小说中是一个核心的象征符号，它贯穿了陈士成从清醒到疯癫的全过程。起初，白光只是陈士成落第后头晕目眩时看到的“许多乌黑的圆圈”；随着他精神状态的恶化，白光逐渐变成“一柄白团扇，摇摇摆摆的闪起在他房里”，并指引他去挖掘所谓的“祖宗埋着的无数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