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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履行中第三人介入责任承担问题

引言

合同作为民事主体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其履行本应围绕合同双方展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与交易链条的延伸，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人介入”的现象日益普遍。从供应商延迟供货导致卖方违约，到第三方运输公司损毁货物引发的赔偿争议，再到第三人故意干扰合同履行的侵权行为，这些场景中第三人的“介入”打破了传统合同相对性的封闭框架，使得责任认定呈现出“多方关联、权责交织”的特征。如何在尊重合同自治与维护交易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合理界定第三人介入后的责任承担规则，不仅关系到合同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更影响着市场交易的稳定性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从基础概念、理论突破、类型化分析及实践难点等维度展开探讨。

一、合同履行中第三人介入的基本界定与类型划分

合同履行中的“第三人介入”，是指非合同当事人的主体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合同履行状态的客观现象。其核心特征在于第三人与合同存在“履行关联性”，即其行为与合同义务的完成或障碍存在因果关系。要准确分析责任承担问题，首先需对介入类型进行清晰划分。

（一）按介入方式划分：积极介入与消极介入

积极介入是指第三人主动实施某种行为，直接干预合同履行。例如，第三人故意诱导债务人违约（如以更高价拉拢供应商停止向原买方供货），或第三方物流企业因操作失误导致货物损毁。此类介入具有明显的“行为主动性”，第三人的行为是合同履行障碍的直接诱因。

消极介入则是第三人未履行法定或约定的义务，间接导致合同履行受阻。典型场景如仓储公司未按约定对货物进行防潮处理，导致货物因受潮变质；或建筑工程中的分包商拖延施工进度，影响总承包商与发包方的合同履行。此时第三人的“不作为”与合同履行障碍形成因果关系，但行为表现为消极状态。

（二）按介入后果划分：履行辅助型与履行干扰型

履行辅助型第三人是指根据合同约定或交易习惯，受债务人委托协助完成合同义务的主体。例如，卖方委托快递公司向买方交付货物，快递公司即属于履行辅助人。此类第三人的介入是合同履行的正常延伸，其行为后果通常由债务人承担，但需以“选任与监督无过错”为前提。

履行干扰型第三人则是与合同无直接关联，但通过侵权、胁迫等方式破坏合同履行的主体。如竞争对手为打击商业对手，恶意散布虚假信息导致客户终止与原企业的合作；或第三人非法占用合同标的物（如租赁房屋的次承租人拒绝腾退），导致承租人无法向出租人履行返还义务。此类介入具有明显的“非正当性”，需重点考察第三人的主观过错。

（三）按法律关系划分：合同关联型与无关联型

合同关联型第三人是指通过转委托、分包、代理等方式，与合同一方存在其他法律关系的主体。例如，建设工程合同中，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签订分包合同，分包商虽非原合同当事人，但与总承包商存在subcontract关系，其履行行为直接影响原合同的完成。此类第三人的介入因存在“次生合同关系”，责任认定需结合原合同与次生合同的约定。

无关联型第三人则与合同双方均无直接法律关系，仅因偶然因素介入合同履行。如路人意外损坏运输中的货物，或无关方误操作导致合同数据丢失。此类介入的偶然性更强，责任认定更依赖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

二、传统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与责任承担的理论基础

在传统合同法理论中，“合同相对性”是基石原则，即合同仅对缔约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三人既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但随着第三人介入场景的增多，这一原则在实践中面临挑战，其突破的理论依据与正当性需深入探讨。

（一）合同相对性的传统边界与实践困境

合同相对性的核心在于“债的封闭性”，其设立初衷是保障意思自治——合同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责任范围限于缔约时可预见的风险。但在现代交易中，这一原则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一方面，履行辅助人、关联交易方等第三人的介入成为合同履行的必要环节，若严格固守相对性，可能导致债权人无法向实际过错方追责（如货物因运输公司过错损毁，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索赔，而债务人需再向运输公司追偿，增加维权成本）；另一方面，恶意第三人干扰合同履行的行为若无法直接追责，将纵容破坏交易秩序的行为（如竞争对手故意诱导违约却无需担责）。

（二）突破相对性的理论依据：利益平衡与诚信原则

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本质是“在特定情形下扩张责任主体范围”，其正当性源于三方面：

其一，利益平衡需求。当第三人的行为与合同履行障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第三人因过错获利或导致债权人受损时，若仅允许债权人向债务人追责，可能导致责任分配失衡（如债务人无过错却需担责，实际过错的第三人逃脱责任）。此时突破相对性，让有过错的第三人直接担责，更符合公平原则。

其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延伸。《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遵循诚信原则。第三人若以违背诚信的方式介入合同履行（如恶意串通、欺诈诱导），其行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