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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的劳动关系规制

引言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以“平台+劳动者”为核心的新型用工模式。从外卖配送、网约车服务到即时货运、知识技能共享，平台通过算法系统实现了劳动任务分配、绩效评价、薪资计算等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这种技术驱动的管理模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暴露出“算法歧视”这一突出问题——平台通过数据收集与算法运算，对劳动者进行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例如选择性派单、隐性降薪、无理由限制接单等。这些行为不仅直接损害劳动者的经济权益，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基础。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规制算法歧视，构建公平、透明的平台劳动关系，成为当前劳动法治领域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互联网平台算法歧视的表现与特征

（一）算法歧视在劳动关系中的具体表现

算法歧视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渗透于平台劳动管理的各个环节。首先是任务分配歧视。以外卖配送平台为例，系统会根据劳动者的历史接单量、好评率、在线时长等数据形成“画像”，对所谓“优质骑手”优先推送距离近、单价高的订单，而对新入职或评分较低的骑手则分配远途、低单价订单，甚至出现“同时在线却无单可接”的情况。其次是绩效评价歧视。部分平台将算法设定为“动态考核”，例如要求骑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单量，否则扣除“全勤奖”或降低接单优先级；但系统设定的时间阈值往往未考虑交通拥堵、天气变化等客观因素，导致部分劳动者因不可控因素被不合理扣罚。再次是薪资计算歧视。平台通常宣称“多劳多得”，但实际薪资算法包含复杂的权重系数，如“高峰时段补贴仅针对注册地为本地的骑手”“远距离订单的里程补贴按区域划分不同标准”等，这些隐藏的规则使得不同劳动者完成相同劳动量却获得差异显著的报酬。

（二）算法歧视的典型特征

与传统用工模式中的歧视行为相比，平台算法歧视具有鲜明的技术属性。其一，隐蔽性强。算法规则通常以“商业秘密”为由不向劳动者公开，劳动者仅能看到最终结果（如无单可接、薪资减少），却无法知晓具体的计算逻辑。例如某配送平台曾被劳动者质疑“恶劣天气时系统自动降低每单基础薪资”，但平台以“算法需要动态调整以平衡供需”为由拒绝公开具体规则。其二，技术性门槛高。算法歧视的实现依赖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普通劳动者缺乏专业知识去识别歧视性规则，甚至可能将自身权益受损归因于“运气不好”或“能力不足”。其三，系统性影响。算法一旦嵌入平台管理系统，其歧视性规则会持续作用于不特定劳动者群体，形成“技术压迫”的规模效应。例如某平台曾被曝光对女性骑手默认降低夜间订单推送优先级，导致该群体收入普遍低于男性骑手20%-30%，这种系统性差别对待远超个体层面的偶然不公。

二、算法歧视对平台劳动关系的现实冲击

（一）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加剧

传统劳动关系以“从属性”为核心判断标准，即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地点、方式上受用人单位指挥控制。但在平台用工中，算法成为“隐形管理者”，劳动者表面上享有“自由接单”的自主权，实则被算法规则严格约束——必须在系统设定的时间内抢单、必须按照导航路线配送、必须接受系统对服务质量的“自动评分”。算法歧视的存在，使得这种“技术性从属性”更加复杂：劳动者既无法通过传统证据（如书面考勤）证明管理关系，又因算法不透明难以举证歧视行为，导致劳动仲裁或诉讼中“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认定更加困难。例如某地法院在审理一起骑手工伤赔偿案时，平台以“骑手可自由选择接单时间”为由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而骑手则指出“系统会通过降低派单量惩罚拒绝接单的行为”，最终因无法获取算法规则证据，案件审理陷入僵局。

（二）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结构性失衡

算法歧视直接损害劳动者的核心权益。经济权益方面，歧视性派单和薪资计算导致劳动者收入不稳定，部分劳动者为弥补收入差距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形成“越歧视越拼命，越拼命越被歧视”的恶性循环。例如有调研显示，被平台标记为“低优先级”的骑手日均工作时间比“高优先级”骑手多3-4小时，但月收入仅为后者的60%-70%。职业发展权益方面，算法评价体系固化了劳动者的“数字标签”，如“差评率高”的骑手可能长期被分配低质量订单，难以通过努力提升评分，职业上升通道被技术规则阻断。此外，算法歧视还加剧了劳动者的心理压力，有劳动者反映“每天盯着手机抢单，生怕系统降权，吃饭、上厕所都不敢离开，精神高度紧张”。

（三）劳资力量对比的技术性倾斜

在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可通过工会、集体协商等方式与用人单位博弈；但在平台经济中，算法成为资方的“技术护城河”。平台掌握着数据收集、算法设计、规则解释的绝对权力，劳动者则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既无法知晓算法如何运行，也难以联合其他劳动者形成有效抗争（因劳动者分布分散、流动性高）。例如某平台曾突然调整薪资算法，将“距离补贴”从“按实际里程计算”改为“按直线距离计算”，导致骑手收入普遍下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