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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赌协议履行的法律问题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由于缺乏对赌协议明确的法律规范，实践中因对赌产生了较多纠纷，案件的审判结果相差较大。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对对赌协议的研宄主要集中在对赌协议的价值、性质和有效性的判断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九民纪要》出台后，协议的履行问题才成为关注的重点，所以履行问题的研究也并不深入。

在对赌协议问题研究初期，对于其性质的争议很大，学者谢海霞认为对赌协议应当认定为射幸合同参见谢海霞：《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探析》，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第73-76页。，然而国内法律规范没有对射幸合同的具体规定，所以其研究多参考域外立法中关于射幸合同的规定，认为对赌协议符合射幸合同的显著特征：即对赌协议的签订双方对触发补偿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方和目标公司都有盈利和受损的可能参见陈传法、冯晓光：《射幸合同立法研究》，载《时代法学》

参见谢海霞：《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探析》，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第73-76页。

参见陈传法、冯晓光：《射幸合同立法研究》，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3期，第15-19页。

参见李岩：《对赌协议法律属性之探讨》，载《金融法苑》2009年第1期，第132-145页。

参见刘迎霜：《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中对赌协议的法律解析》，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23-130页。

有些学者认为对赌协议与附条件合同类似参见强力：《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条款的性质和效力》，载《中国审判》2012年第12期，第26-29页。

参见强力：《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条款的性质和效力》，载《中国审判》2012年第12期，第26-29页。

随着对赌协议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反对将对赌协议类型为有名合同，参见傅穹：《对赌协议的法律构造与定性观察》，载《政法论从》2011年第6期，第66-71页。认为对赌协议应其自身的特殊性，作为无名合同更能自洽，在新形势下会不断有新类型的合同产生，而类型化某一种新型合同并不能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对赌协议是投资方和目标公司签订的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无名合同，我国《民法典》亦对无名合同进行了规定《民法典》第467条：【无名合同及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

参见傅穹：《对赌协议的法律构造与定性观察》，载《政法论从》2011年第6期，第66-71页。

《民法典》第467条：【无名合同及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

对赌协议的效力一直也是争议的焦点，实务界和学界的观点不一，特别是“海富案”后，再次将协议的效力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在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对赌中，许多学者基于对赌协议与诸多现行法冲突的考虑，主张与公司对赌无效。他们认为与公司对赌容易触及公司法资本维持的底线，造成公司资本向股东的流出参见俞秋玮、夏青：《如何看待融资公司作为“对赌”主体的效力》，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1日第007版。

参见俞秋玮、夏青：《如何看待融资公司作为“对赌”主体的效力》，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9月1日第007版。

而傅穹教授则认为，对赌协议作为估值调整的中国化产物，是投资方和目标公司契约自由的产物，只要其内容不违反《民法典》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应当承认对赌协议的合法性参见傅穹：《对赌协议的法律构造与定性观察》，载《政法论从》2011年第6期，第73页。；刘燕教授亦持此观点，与公司对赌并不必然导致对赌协议的无效参见刘燕：《对赌协议与公司法资本管制:美国实践及其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137-156页。。“海富案”中的裁判逻辑受到了学界众多学者的反对，并没有实现学界所期望的通过最高院的裁判为对赌案件提供指引，更不利于对赌协议在资本市场中的应用和发展。季境认为其审判思维违背了商事主体双方的“意思自治”，仅仅援引《公司法》中股东义务的相关规范否定对赌效力缺乏理论依据参见季境：《“对赌协议”的认识误区修正与法律适用》，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0期，第10-15页。，原则的同时，打击和阻碍了商业创新，损害了市场经济秩序。张先中则直接指出，对赌协议补偿机制多样，投资方要求回购股权的请求并不必然违反资本维持原则。

参见傅穹：《对赌协议的法律构造与定性观察》，载《政法论从》2011年第6期，第73页。

参见刘燕：《对赌协议与公司法资本管制:美国实践及其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第137-156页。

参见季境：《“对赌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