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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村委会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是保障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环节。在政策推进过程中，村委会作为直接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承担着政策宣传、需求摸排、审核上报、施工监督、矛盾调解等关键职责。但从近年多地实践情况看，部分村委会在具体执行中暴露出一些共性问题，既影响政策落地实效，也可能引发群众不满，需针对性整改优化。

一、村委会在危房改造及农房抗震改造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政策宣传覆盖不全，群众认知存在偏差

部分村委会对政策解读的重视程度不足，宣传方式单一、内容模糊，导致群众对改造标准、补助流程、资格条件等关键信息掌握不准确。一是宣传渠道局限于村公告栏张贴文件、大喇叭广播，未针对留守老人、文化程度较低群体开展入户讲解，部分村民尤其是独居老人对“危房认定标准”“自筹资金比例”“抗震设防要求”等核心内容一知半解。如某村72岁的张大爷因不了解“C级危房局部修缮、D级危房需整体重建”的区别，误将自家屋顶漏雨的C级危房自行拆除重建，最终因不符合“不拆原基”要求被取消补助资格，引发不满。二是对政策动态调整的传递滞后，例如2023年部分地区将抗震改造补助标准从户均1.2万元提高至1.8万元，但个别村委会未及时更新宣传内容，仍沿用旧标准解释，导致群众质疑“补助被截留”。三是对“自愿改造”原则宣传不到位，部分村干部为完成任务指标，简单强调“改造是政治任务”，忽略群众实际需求，甚至出现“替群众做决定”的情况，如某村为迎接检查，要求3户暂无改造意愿的农户限期提交申请，引发抵触情绪。

（二）信息摸排粗放，底数不清问题突出

精准识别是危房改造的前提，但部分村委会在摸排过程中存在“走过场”现象，导致数据失真、应改未改或不该改却改的情况并存。一方面，人员能力不足。参与摸排的多为村“两委”成员或村民小组长，缺乏建筑安全鉴定专业知识，仅通过肉眼观察房屋裂缝、屋顶破损等表面现象判断，难以准确区分“结构性危险”与“功能性缺陷”。例如某村将一处因年久失修导致墙面脱落的房屋判定为D级危房，但经专业机构鉴定，其主体结构（梁柱、承重墙）无安全隐患，实际应为C级，最终因改造标准错误多申领补助1.5万元。另一方面，摸排流程不严谨。部分村干部碍于情面或受宗族关系影响，对亲属或关系户的房屋状况“放宽标准”，存在“漏报”“瞒报”现象。如某村党支部书记的舅舅家房屋存在明显墙体倾斜，但摸排时仅记录“轻微破损”，未纳入改造名单；而另一户因与村干部有矛盾，其房屋虽无结构性问题却被错误认定为危房，引发群众联名举报。此外，动态更新机制缺失，部分村委会未建立“季度巡查”制度，对因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新增的危房未能及时发现，导致“新危房”长期无人问津，如2022年某村因夏季暴雨导致3户房屋出现地基下沉，但村委会直至年底上级检查时才上报，延误了最佳改造时机。

（三）审核监督流于形式，工程质量把控薄弱

在改造项目实施阶段，部分村委会对施工过程监管缺位，导致“重申报、轻质量”问题突出。一是审核把关不严。对改造户提交的“房屋产权证明”“施工方案”等材料仅做形式审查，未实地核实。例如某户为套取补助，伪造了已倒塌房屋的产权证明，并提交“虚假重建方案”（实际仅修补屋顶），村委会未核查原房屋照片、四邻证言便签字确认，最终该户违规获得1.2万元补助。二是质量监督缺失。多数村委会未安排专人全程监督施工，仅在开工、竣工时“点卯”检查，对“抗震构造柱设置”“墙体砂浆强度”等关键环节缺乏监管。如某村改造的12户农房中，有7户未按设计要求设置地圈梁，村干部因不懂施工规范未发现问题，房屋交付后经检测抗震能力不达标，需重新加固，额外增加了改造成本。三是矛盾调解不力。改造过程中常涉及邻里界址纠纷、施工噪音扰民等问题，部分村干部以“群众自己协商”为由推诿，导致矛盾升级。如某户改造时因扩建院墙占用邻家通道，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村委会未及时介入调解，最终需乡镇司法所介入才解决，严重影响改造进度。

（四）资金管理透明度低，群众信任度受损

补助资金发放是群众最关心的环节，但部分村委会在资金管理中存在流程不规范、公示不彻底等问题。一方面，资金发放不及时。部分村委会以“等待上级拨款”“资料未完善”为由拖延发放，甚至将补助资金与其他村级事务资金混管，导致农户“该领的钱领不到”。如某村2022年10月完成6户危房改造验收，但直至2023年3月仍未发放补助，经群众投诉后核查发现，村委会将部分资金用于支付村道维修费用，虽最终归还但已损害公信力。另一方面，公示内容模糊。仅在公告栏张贴“某户获得X万元补助”，未注明“补助标准依据”“改造面积”“审批流程”等详细信息，群众无法核对是否公平。如某村两户同为D级危房的农户，一户获得2万元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