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假方法与古文献考证——以戴震、段玉裁和王氏父子为例.docxVIP

通假方法与古文献考证——以戴震、段玉裁和王氏父子为例

一、引言：通假与古文献考证的关联

通假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语言现象，指文字在使用过程中，因音同或音近而临时借用其他字来表达本字含义。这种现象虽为语言交流带来一定灵活性，却给后世古文献考证造成诸多障碍——通假字的存在可能导致文本语义晦涩、训释偏差，甚至引发对文献真伪的误判。因此，“辨通假”成为古文献考证的核心环节之一，而戴震、段玉裁与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作为清代朴学的代表人物，更是将通假方法与文献考证深度结合，构建了系统的“以声求义”考证路径，为后世古文献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二、戴震：通假方法的奠基者——以“声”统“义”解文献疑难

戴震是清代通假考证的开拓者，其核心思想在于打破“以形索义”的局限，提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转语二十章序》），主张通过语音线索追溯通假字与本字的关联，进而还原文献本义。

在具体考证中，戴震常以“同音通假”为核心，结合文献上下文与经典义理，破解前人未解之惑。例如，他在《尚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的考证中，发现汉代郑玄将“璇玑”训为“转运之器”，虽符合字面义，却与“齐七政”（调节七项政事）的语境脱节。戴震通过音韵比对，指出“璇”通“旋”（古音均属元部，声母相近），“玑”通“机”（古音均属微部，同音通假），“璇玑”实为“旋机”，指古代观测天文的仪器，而“玉衡”为仪器部件，二者结合正是“以天文定历法，以历法协政事”的关键工具，既符合先秦“观象授时”的制度背景，也让“齐七政”的语义豁然贯通。

此外，戴震还注重通过通假纠正文献传抄中的讹误。在《礼记?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校勘中，部分版本将“尽”写作“进”，后人多曲为之解。戴震考证“尽”与“进”古音相近（均属精母，真部与耕部旁转），“进”为“尽”的通假字，而“尽精微”与“致广大”形成“由博返约”的逻辑对应，符合《中庸》“致广大而近精微”的核心思想，成功还原了文本原貌。其考证思路虽未形成完整体系，却首次将“声音”作为通假与文献考证的纽带，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方法论雏形。

三、段玉裁：通假方法的系统化——以《说文》为基，融“形音义”于考证

段玉裁作为戴震的弟子，继承了“以声求义”的思想，并以《说文解字》为核心，构建了“形音义统一”的通假考证体系。他在《说文解字注》中明确提出“凡同声者，皆可通假”，并通过梳理汉字的形义演变与音韵系统，将通假考证从“个案分析”推向“规律总结”。

段玉裁的通假考证有两大特点：一是“以《说文》本字证通假”，二是“以音韵系统辨通假范围”。例如，《说文解字?言部》“说，释也”，段玉裁注：“凡‘悦’字，古皆作‘说’，如《论语》‘不亦说乎’，《诗经》‘民之方殿屎’（‘殿屎’通‘念思’，段氏考证‘屎’通‘矢’，‘矢’通‘思’），皆以‘说’为‘悦’之通假。后世分‘说’‘悦’为二字，乃俗字也。”此处，段玉裁以《说文》“说”的本义（解释、喜悦）为依据，结合先秦文献中“说”常表“喜悦”的用例，指出“悦”是后起分化字，“说”为“悦”的本字，纠正了后世对“说”“悦”关系的误解，也为《论语》《诗经》中类似通假现象提供了统一训释标准。

再如，《诗经?邶风?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前人将“爱”训为“喜爱”，导致“喜爱却不出现”的语义矛盾。段玉裁通过音韵考证，指出“爱”与“薆”古音相同（均属影母月部），“爱”为“薆”的通假字，而“薆”本义为“隐蔽”，“爱而不见”即“隐蔽而不出现”，既符合少女“藏起来逗弄情人”的语境，也与“搔首踟蹰”的动作描写形成逻辑连贯。这种考证不仅依赖单字音韵，更结合《诗经》的比兴手法与民俗背景，体现了“形音义”与文献语境的深度融合。

段玉裁的贡献在于：他将通假方法与《说文解字》的文字学体系结合，明确了“本字—通假字”的对应规律，同时通过《六书音韵表》梳理上古音韵部类，为通假考证提供了可操作的音韵标准，使通假方法从“经验性判断”转变为“系统性方法”。

四、王氏父子：通假方法的深化——“因声求义”与“比例推证”的极致运用

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通假考证的集大成者，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提出“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引之则在《经义述闻》中发展出“比例推证”法，二人将通假方法与经籍考证结合，破解了大量先秦两汉文献的疑难问题，被后世誉为“清学之冠冕”。

（一）王念孙：以“同音通假”校勘《尚书》，破“伪孔传”之误

王念孙的通假考证以“精于音韵”为特色，尤其擅长通过上古音韵比对，识别通假字并纠正文献传抄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