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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交易罪裁判案例

引言

虚假交易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毒瘤”，通过虚构交易数据、伪造商业信用或操纵市场价格等手段，严重破坏公平竞争秩序，侵害消费者、投资者及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近年来，随着电商经济、资本市场及民事诉讼领域的快速发展，虚假交易行为呈现手段隐蔽化、主体多元化、危害扩大化的特征，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裁判也从“个案惩处”转向“体系化规制”。本文通过梳理典型裁判案例，结合法律适用要点与司法实践经验，深入剖析虚假交易罪的认定逻辑与裁判规则，以期为市场主体合规经营及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一、虚假交易罪的法律界定与实践背景

（一）概念与法律依据

虚假交易罪并非刑法中的独立罪名，而是对以虚假交易为手段实施的一类犯罪行为的概括性表述。其核心特征是行为人通过虚构交易主体、伪造交易记录、自买自卖等方式，制造交易活跃或价格异常的假象，进而实现非法牟利或规避监管的目的。司法实践中，此类行为通常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第182条）、虚假广告罪（第222条）、虚假诉讼罪（第307条之一）等罪名，部分情节严重的刷单炒信行为还可能以非法经营罪（第225条）定罪处罚。

（二）社会危害性与司法应对

虚假交易的危害具有多维度特征：在电商领域，刷单炒信破坏平台信用评价体系，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资本市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扰乱金融秩序，损害投资者信心；在民事诉讼中，虚假交易掩盖真实法律关系，浪费司法资源并损害司法权威。为应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明确了虚假交易行为的入罪标准与量刑情节，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

二、虚假交易罪的典型案例类型与裁判要点

（一）电商领域：刷单炒信的刑事追责

电商平台的“刷单炒信”是最常见的虚假交易类型，行为人通过组织“刷手”虚构商品交易、伪造好评记录，帮助商家提升搜索排名或销量数据。此类案件的裁判重点在于认定行为是否“扰乱市场秩序”及“情节严重”。

典型案例：某电商平台商家李某为提升店铺销量，与张某（刷单组织者）合作，通过购买空包裹、伪造物流信息、批量注册账号下单并给予五星好评等方式，累计刷单10万余单，涉及金额200余万元。张某还招募“刷手”50余人，收取每单3-5元的服务费，非法获利50万元。案发后，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组织虚假交易破坏电商平台正常经营秩序，且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均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个人非法经营数额50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最终判处张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60万元；李某作为主要受益者，以共同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30万元。

裁判要点：电商刷单行为入罪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行为具有组织性（如专门团队运作、长期稳定接单）；二是破坏平台信用评价体系的基础性作用（导致消费者无法通过真实数据作出决策）；三是达到“情节严重”的量化标准（如交易数量、非法获利、对平台造成的实际损失等）。

（二）资本市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刑事认定

在证券市场中，虚假交易常表现为“对倒”（同一主体控制多个账户，自买自卖）、“对敲”（不同主体约定交易价格和数量）等行为，目的是制造交易活跃假象，诱导投资者跟风买入或卖出，从而操纵股价牟利。此类案件的裁判关键在于证明行为与股价异常波动之间的因果关系。

典型案例：王某控制“马甲账户”30余个，通过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某股票，并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交易（对倒），累计交易金额1.2亿元，占该股票同期总成交量的23%，导致股价在1个月内上涨150%。王某在股价高位时抛售，非法获利8000万元。证监会调查后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操纵证券市场罪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的行为符合“连续交易操纵”“自买自卖操纵”的构成要件，且操纵证券市场成交金额超过5000万元（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为1亿元，但本案中王某通过两种手段叠加操纵，社会危害性更大），最终判处王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1亿元。

裁判要点：资本市场虚假交易的刑事认定需重点审查三点：一是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多个账户（可通过资金流水、IP地址、交易指令来源等证据证明）；二是交易行为是否异常（如交易量突然放大、交易价格偏离市场公允值）；三是行为与危害结果（如股价异常波动、投资者损失）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可通过专业机构的证券市场分析报告辅助证明）。

（三）民事诉讼领域：虚假交易掩盖非法目的的刑事规制

在民事纠纷中，部分当事人通过虚构交易合同、伪造转账记录等方式，制造“合法债务”假象，意图转移财产、逃避执行或骗取法院裁判。此类行为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