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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

山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大同位居内外长城之间，又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活动交往的重要场所。公元1世纪末，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原居内蒙古额尔古纳河畔、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族拓跋部自东向西南迁徙，势力日渐强大。北魏天兴元年(398年)，建立了北魏王朝的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自内蒙古盛乐(今和林格尔境内)迁到平城（今大同），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再次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几近百年。由于拓跋王朝没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他们入主平城之后，为了解决日趋紧张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鲜卑人不得不从汉族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库中寻找出路。

北魏王朝共有148年的历史，在大同定都将近100年。在这近百年的历史当中，有6位皇帝和1位南安王主政。为了统治的需要，北魏王朝的6位皇帝大多信奉佛教，致使佛教传入东土之后，在北魏达到隆盛期。北魏诸代皇帝崇信佛教是云冈石窟开凿的重要条件，而造成云冈石窟开凿的直接原因，还要从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谈起。

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24年继位后十分崇信佛教，他是北魏诸帝中在位最久(长达28年)、武功最高的一位皇帝。后来太武帝听信了北方道教首领寇谦之和司徒崔浩的谏言，再加上公元445年，陕西发生盖吴起义，太武帝在平叛中发现长安的寺院藏有女人，认为佛门也不干净，于是在公元446年，太武帝拓跋焘弃佛信道，下诏书在全国灭佛。诸有图像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毁灭佛法的太武帝灭佛，佛教传入中国后首次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其实，太武帝的灭佛之举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北魏佛教的盛行，导致了寺院经济的急速膨胀，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北魏王朝经济的收入和发展。灭佛后不久，太武帝即身染重病，他开始对灭佛之举后悔，不久，太武帝死去，太武帝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浚继位。

文成帝继位后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为了给其祖父太武灭佛之举进行忏悔，便下令在全国恢复佛教。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下达了《修复佛法诏书》。文成帝还把太武灭佛中幸免于难的高僧县曜和尚请回平城，并任命昙曜为沙门统，负责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据史书记载，一日，昙曜和尚在平城郊外路遇文成帝车队，昙曜和尚的袈裟被皇帝的马咬住不放。由于有“马识善人”的说法，文成帝以国师礼待昙曜。昙曜和尚为了国家和人民太平，征得文成皇帝同意，由国家出资，在京城西郊武周山凿山为壁，开窟5所。当年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5所洞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从第十六到第二十窟这5个洞窟。从和平元年（460年）开始，武周山下聚集着数万名工匠，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创造了石破天惊的传世之作——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的开凿揭开了云冈石窟大规模雕凿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北方佛教中心已从凉州转到大同。云冈石窟的出现使北魏的佛教具有十分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主要表现在早期开凿的5个洞窟已经成为忠君礼佛、拜佛如同礼皇帝的政治场所了。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5洞窟内的主佛像就是为北魏王朝太祖以下的道武帝珪、明元帝嗣、太武帝焘、景穆帝晃（未继位）、文成帝浚而建造的，因此，昙曜5窟主佛形体高大，气势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