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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谱系中的寻根文学

自1985年一批作家纷纷发表“寻根宣言”开始，作为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思潮，寻根文学至今已然走过了漫长的四十年一一它呼吁“礼失求诸野\的理念让文学重新扎根于乡王中国，产生了《棋王》《商州初录》《爸爸爸》《小鲍庄》等一系列文学史的经典中篇小说，也贡献了《马桥词典》《尘埃落定》《商州》等名著级别的长篇小说，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它召唤传统文化人于文本，既构建了“穷乡僻壤”的“乡野美学”，亦用文学经典的方式加入到“文化热”的思潮之中，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主流；它成就了一批五后作家，使其成为文学史的聚焦对象，恰得益于它的存在而使得文学史的叙述充盈、丰沛，让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途中昂首前进…凡此种种，可以算作是寻根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莫大贡献。然而奇怪的是，在论及此文学现象时，作为文学思潮的寻根文学总处于隐而不彰的层面，而作为文学现象（事件）的寻根文学似乎被定格在了1985年，在此之前这一思潮并不存在，它成为现象级的文学事件之后，便仿若风流云散，难以为继，尽管《马桥词典》《尘埃落定》后续也被认为是寻根作品并引起强烈反响。

如何重新锚定寻根文学的文学史位置，如何厘定寻根文学的文学史价值，是在其发展已逾四十年的节点上，学界所应努力思考的话题。从文学史谱系的视野来看，寻根文学的来路需从乡王文学、农村题材等文学现象说起，尤以其内里所包含着的“乡土中国”的观念最为突出；其于当下所隐现的发展印痕，既体现在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文学苏军、文学新皖军乃至新西部写作、新乡土写作等文学现象上，亦呈露于地方路径、文学的地方性知识、民族志与田野志等理论研究的创新成果上；关于其去处，作为一种曾经提出了“现代性的中国方案\的文学思潮，它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求中贡献一份力量，持续推动学界对“中国现代性\的探讨。此外，“传统性”“民族性”“地方性\以及“区域化”“中国与世界”等关键词，都可以看作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寻根文学的面向。

来路：乡王、农村与民间

在给《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鲁迅首倡“乡土文学”，他说：“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归于这一序列的包括蹇先艾的文学贵州、王鲁彦的浙东农村、许钦文的绍兴乡下、台静农的安徽霍邱、彭家煌的湖南湘阴以及裴文中的榆关等。关于“乡土小说”的起因，有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是其出现的关键：“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那个被固态化了的农业社会的缩影一一乡土社区的生存状态，皆成为当时思想家、艺术家们注意的焦点任何一个民族和阶级的作家都希望站在自己的视域内，用‘乡土小说‘这个‘载体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由此，从一开始就聚焦农村的闭塞、落后与愚昧，塑造几乎是病态社会里的人们及其“日常生活\以倍增其悲剧性，就成了此类作品的常见手法。不论是许杰的《惨雾》所描摹的农村宗族间的血腥械斗，还是蹇先艾的《水葬》所刻画的作为私刑的原始野蛮习俗水葬，抑或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所叙述的封建陋习冥婚都对准了乡野陋习、暴力等，以表达对作为封建代表的乡村的批判。

此类对乡村的书写延续下来，演变成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季有才板话》等作品中，对仍旧保留着封建陋习的乡民的批判。不过，其悲剧性的“怒其不争”与“国民性批判\让位于喜剧性的讽喻与“治病救人”的文艺追求，因此，“三仙姑”“二诸葛\等作为落后的代表褪去了愚昧、野蛮与暴力的色彩，反而带有劝诫、道德对立面的特点。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同时也伴随着运用文学来想象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一一这与建立在个人记忆基础上的怀旧式的乡土文学迥然不同。农村题材几乎一扫人们对乡村温情脉脉的想象，把农村生活提升到革命叙事的范畴，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纳入乡村叙事中，并且构成了它的核心灵魂”。农村题材也同时提供了对“社会主义农村的想象”，它们集中地体现在《山乡巨变》《创业史》甚至《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中。对农村的书写，逐渐转变为“想象式乡村的未来图景”之展现，人物凸显为核心构成要素，而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地理景观等全被隐藏起来，“中间人物”“高大全与三突出原则”“光明与阴暗”成为此一阶段农村题材作品的典型特征与论争话题。

实际上，即便是在寻根文学兴起之前的1978一1983年，以民间为对象、以风俗习惯为特征的文学书写亦十分兴盛。不必说汪曾祺、林斤澜、古华、刘绍棠等的风俗乡土小说及其所展示出的自然美和民间人情与人性之美，也不必说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等人的市井人情小说及其所描摹的文学空间与世界，单单是以“地域和民间\为命名方式的“京味小说”“津门小说”“齐鲁文化小说”等就足以体现出乡土、农村等文学书写对象的一贯性与持久性。更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