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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学是真正的浪漫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这既是后世对它的一般评价，也是它当时的“自我意识”。它自觉地把自己理解为另一个“五四”，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多重误识，却也包含着某种本真的历史领会，这往往被我们所忽略。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立场观察，我们要么以怀旧的滤镜对启蒙的自由氛围过度美化，要么从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对追求现代化的乐观态度进行批判，从而丧失了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感觉结构共振的感受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突然爆发出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和“五四\的确存在着深刻而微妙的精神联系，这使它成为一个泛美学化的年代。寻根文学最集中地代表了这种浪漫精神。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精神的最好总结来自刘小枫的《诗化哲学》，他借德国浪漫派勾勒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自画像，也为同时期势头正盛的寻根文学进行了抽象的理论素描。

新时期重返“五四”，无意间接通了“五四”启蒙所暗含的浪漫气质，这颗浪漫的种子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结出了文学果实。

“五四”之所以重视德国浪漫派，与后发现代化民族的政治处境和文化诉求有关。日本学习德国，中国又受日本影响，皆因为德国是现代国家后进生逆袭的代表。十八世纪末的德国，具有一种危机感和焦虑意识。为了捍卫本民族的生存权和文化正当性，既要追求现代化，又对现代文明心存警惕。由于落后，近代德国感受到了现代世界秩序的外部压力，而且，久居历史的旁观席，在走向现代之际，已然目睹了西欧现代化的社会后果。于是，在一种复杂的爱恨交织的情绪中，浪漫派试图动员文化力量，在投身残酷的现代竞争之时，对莱茵河彼岸的先进文明也进行了紧张的哲学反思和美学批判。这种思想矛盾，契合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现代处境，呼应了思想家和文艺家的心境。这促成了“五四”作家对弱势文化的关注，激发了他们对儿童、自然、方言和民俗的兴趣，以及用文学力量或“摩罗诗力”表达心声、重塑健壮国民性的愿望。

必须强调，德国浪漫派所指的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概念，它代表了民族的特殊性价值，从而和普遍的文明概念形成了对峙。这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寻根的隐秘起源。浪漫的文化观念偏离了新时期早期的启蒙主义文明观念，它既是对启蒙后果的初步反思，也是对启蒙理想的批判性深化。

新时期以来，我国思想文化界也奔涌起现代化的浪潮。它之所以在思想上自比为另一个“五四”，盖因它和“五四”之间的确存在着诸多结构性的相似，从而也隔代继承了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性问题一一尽管在历史内容和文化性质上存在巨大差异，但至少，那种后发现代化民族的文化焦虑是相通的。

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如何保住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时代获得承认，再度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迫切的时代主题。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与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清晰的文化身份自觉（在费孝通那里成为重要理论主题），凝结为时代金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自立于民族之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核心思想文化主题，就是如何完成现代化：它必须经由传统的再生或创造性转化而实现，必须是中国人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之根上生发出的果实。

另一方面，“浪漫”总是对历史创伤的潜在应激反应。这种创伤感，既来自现代化的情感震荡，也来自逝去未远的革命记忆。对于近代德国来说，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传统社群的冲击，和法国大革命的灾难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对于“五四”而言，它表现为一战前后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幻灭，和辛亥革命失败的体验；而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说，它表现为对于现代化的初步隐忧和无法摆脱的“文革\的创伤。

因此，当代的浪漫派既要批判启蒙理性的压制，对现代化的理性主义进行反叛，又要将启蒙理想进行到底，释放感性力量推进自由解放的主体性哲学工程。它要用感性接续启蒙任务，重返“自然”的化外之地或天真未凿的有机社会，以逃脱越来越规整的理性牢笼，同时用“高贵的野蛮\来替代革命的感性迷狂，以席勒式的审美教育来对抗现代功利化智识活动和教条式革命的情感教育。

在当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寻根的浪漫主义难免带有对抗“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意味，但其实，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潜在的精神联系。在张承志和史铁生那里（《黑骏马》《北方的河》《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种联系还表现得相当明显。他们的怀旧与另类寻根，重新激活了关于人民的政治想象，天地与河流也超越了文化地理的范畴，转化为革命中国的政治隐喻。甚至《棋王》无意中流露出的“愚蠢者最聪明”哲学，也具有潜在的政治来源。

推进启蒙理想，深化自由，于是反对外在政治和权威压制，包括启蒙理性的切割与规训；质疑现代化负面后果或具体启蒙实践，于是鄙夷现代的庸俗，追求重回整全的世界，获得灵魂的自然本真。

新时期早期的启蒙，反对禁欲主义，强调文明和理性。欲望虽然获得了合法地位，却并不高贵，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的是康德式的理性。出版于一九七九年的《批判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