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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野蕨菜分外翠

从浩瀚如海的国外当代小说中，我们选取了英国作家莎拉·霍尔《美好的淡漠》、美国作家萨曼莎·亨特《黄色》和古巴作家波利娜·马丁内斯·什韦耶措娃《零年十诫》作为一个系列，体现“不确定”国际文学世界中的“非主流”主流化。这三部小说的作者均为女作家，题材亦是展现了当前社会下人们在事业、婚姻、恋爱上遇到的种种波折，真实的“我”与社会定义上的“我”，理想中的“我”与裹挟在命运洪流中的“我”，难分彼此。这或许不仅仅是当今世界人们的困惑，而是亘古未变的谜题。

莎拉·霍尔、萨曼莎·亨特、波利娜·马丁内斯·什韦耶措娃这三位活跃于当代国际文坛的一线作家是非常幸运的。幽默地说，她们应该庆幸早已小学毕业了。否则，单凭她们获奖的那些作品，作为小学语文作文，她们抑或不及格，抑或被找家长，传统的教学体制会认为她们的心理出了严重问题。

在遥远的二十世纪的“传统”文学社会，她们的作品在“专家”眼中，简直就是在“认真地胡说八道”。作为“非专家”，我们绝不敢说这些“专家”仅仅是在“看热闹”。曾经的所谓“非主流”现在不仅进入了所谓的“主流”视野，而且得到了“主流”文学界及大众的肯定与褒扬。

无论如何去故意压制她们，在“看门道”的人们眼里，她们真的是在“胡言乱语式地认真讲故事”。她们或文风无厘头，或情节超自然，或基调模棱两可，似乎她们什么都没说明白，其实她们什么都讲清楚了。总之，人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绝不能把她们简单地归类为“女性主义”而糊涂了事。“女性主义”这个称呼、这个译法本身就值得商榷，仅凭“fem”这个词根就把一系列“非传统”的作品和作家归并到一起，多少有点不科学。至少不能因为她们是女人，就被定义为“女性主义”，否则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与歧视。

在既往代表“权威”“传统“的国际文学界，莎拉·霍尔、萨曼莎·亨特、波利娜·马丁内斯·什韦耶措娃这些作家是难以进入“主流”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彼时是个相对保守、相对确定的世界。国际管理学家克莱格认为，非确定性、复杂多变性、两可性、非正式性是当前社会的主要新特点。这些新特点的产生，同全球化一体化这类变化有关，对人们的生活乃至心理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不确定性，对人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有着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影响。我们不妨细品当前国际文坛的诸多作品，“不确定”无疑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世事变迁、中年危机、失业潮、情感与婚姻、对未来的迷失、两性关系、无力与饥渴，必然成为作品构成的最重要元素。

随着主题的“不确定”，以“不确定”的文风和情节来反映这一主题的影响，似乎也不为过了。“碎碎念”“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峰回路转”的叙事和情节愈加受到关注。在这一逻辑下，既往的“边缘”群体、“边缘”话题，也就顺其自然地不再是“边缘”的了。中年失业男同富庶已婚女的邂逅，中年妇女同年轻男子的纠葛，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饥渴，以及对自我前途的迷失与对未来世界的迷茫，占据了作品叙事的中心位置。

我们似乎又轮回到D.H.劳伦斯那个肉与灵的世界，查太莱先生在知性夫人和知性世界的驯服下失去了雄性与血性，成为生理和心理上不完整的人，而查太莱夫人陷入无底的肉体和精神饥渴。笔者认为，这种轮回并不奇怪，因为人的世界就是肉、礼、灵的世界，本我、自我、超我的世界。超我迷茫时，自我或许也在彷徨，而本我则在本能中拼命地钻探。与上述三者对应的三个层面的“剧本”或“脚本”或心理影像，也就形成了作家头脑与身体中的三部作品，而真正最终落于纸端的或多或少是更加循于礼的作品。

如果说，爱默生更偏于灵，劳伦斯更偏于肉，那么，莎拉·霍尔、萨曼莎·亨特、波利娜·马丁内斯·什韦耶娃措采取了肉与礼混乱结合的叙事。从根本上讲，莎拉·霍尔、萨曼莎·亨特、波利娜·马丁内斯·什韦耶措娃还是在以各自的风格复述劳伦斯的主题，但在她们的文学世界中，在当前的这个万物不确定的世界中，超我迷失、本我缺失、肉体和精神彷徨的不仅仅是男性，更加包括女性。她们无助、无力，生活在表象的安逸与富庶中，内里却深陷无限重复的死循环。她们想爬出来，却不知道往哪里爬，如何爬——这就是传统婚姻关系及社会角色在一个不确定的新世纪中的不适应性。

上述作家和她们笔下的主人公不是什么大哲学家，她们和我们一样是凡夫俗子，难以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她们大胆直白地提出问题，已然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更何况，她们面对窘境时，虽然会忧伤、彷徨，但从未放弃过对美好事物的期冀，这也许就是人类社会能够持续进步的根源吧。作家们把对世界的疑惑和感到有问题的地方提了出来，把自身努力改变命运所进行的各种尝试以及获取的成败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同时，在窘境下，她们仍保持着对未来的淡淡美好期许，如翠绿的蕨菜植根于荒芜的原野中，我们对她们还能有什么苛求呢？

她们的叙述，可以视为一种无力的叙述。在“元宇宙”时代，人人都是写作天才，而人人都“缺乏常识”。写作不再是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