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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榷货制度与商业控制研究

引言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城市繁荣、商路畅通、货币经济活跃，形成了与汉唐“重农抑商”传统有所区别的商业格局。然而，在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宋廷通过一套严密的“榷货制度”对关键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进行直接干预，构成了独特的“商业控制”体系。所谓“榷货”，即国家对某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通过垄断经营或严格管控获取财政收入，同时实现对商业活动的引导与限制。这一制度既是宋代财政体系的支柱之一，也是理解其商业政策的核心切入点。本文将从制度渊源、核心内容、控制手段及历史影响等维度展开分析，揭示榷货制度如何在推动国家财政扩张的同时，塑造了宋代商业发展的特殊形态。

一、宋代榷货制度的历史渊源与制度定位

（一）榷货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宋代创新

榷货制度并非宋代首创，其源头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管仲的“官山海”政策，经汉代桑弘羊“盐铁官营”、唐代刘晏榷盐法的发展，逐渐形成国家垄断关键商品的传统。但宋代榷货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其覆盖范围更广、管理更精细、与商业资本的结合更紧密。

唐代以前，榷货主要集中于盐、铁两类；至宋代，榷货范围扩展至盐、茶、酒、矾、香药（进口香料）、醋等六大类，其中盐、茶、酒被称为“三榷”，是财政收入的核心来源。例如，盐利在北宋中后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茶利最高时年入百万贯，酒课更因城市消费需求增长而持续攀升。这种扩展既源于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如茶叶种植普及、海外贸易兴盛），也反映了宋廷对财政增收的迫切需求——自宋初起，庞大的军费、官俸及对辽夏的岁币支出，迫使朝廷必须通过榷货获取稳定收入。

（二）榷货制度的双重定位：财政工具与商业控制手段

宋代榷货制度绝非单纯的“专卖敛财”，而是兼具财政与控制双重功能的政策体系。从财政角度看，榷货收入是宋廷“不税农民”政策的重要支撑——通过垄断高利润商品，避免直接向农民加税，缓解了“重农”与“增收”的矛盾。例如，宋太祖曾明确“以山海之利还诸民，而专取关市之征”，即通过商业领域的专卖替代农业税。从商业控制角度看，榷货制度通过对关键商品流通环节的干预，实现了对市场秩序的调控：一方面，国家通过定价权抑制商人过度逐利（如限制盐价暴涨）；另一方面，通过“入中”“折博”等制度引导商人参与国家物资调配（如以粮食换盐引），将民间商业资本纳入国家经济体系。这种“收放结合”的控制模式，是宋代商业政策的典型特征。

二、榷货制度的核心内容与运行机制

（一）榷货范围的扩展与分类管理

宋代榷货按商品性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资源类，如盐、矾（制革、印染原料），依赖国家对产地的控制；第二类是加工品，如酒、醋，依赖对生产环节的垄断（如官营酒务）或特许经营；第三类是进口商品，如香药、珠宝，依赖市舶司的进口垄断与转卖。不同商品的榷管方式差异显著：

以盐为例，宋代海盐、池盐、井盐分属不同产区，管理方式各有特色。海盐主要分布于两浙、福建、广南，实行“官督民产、官收商运”——盐户（亭户）由官府提供生产工具，所产盐全部由官府收购，再通过“盐钞”“盐引”卖给商人，商人凭引运销；池盐（解州盐池）因产量集中，长期实行“官运官销”，由官府直接运输至指定州县销售；井盐（四川）因井灶分散，初期允许民间开凿，但需向官府缴纳重税，后期逐渐收归官营。这种“因地制宜”的管理，体现了宋代榷货制度的灵活性。

（二）管理机构的层级化与职能分工

为确保榷货制度有效运行，宋廷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管理体系。中央层面，三司（元丰改制后为户部）是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榷货政策、核定税额；太府寺下属的“榷货务”是具体执行机构，负责盐引、茶引的印发与兑换，以及香药等榷货的存储与转卖。地方层面，各路设“提举茶盐司”，州设“都盐院”“茶场”，县设“酒务”“矾场”，形成“中央-路-州-县”四级管理网络。例如，两浙路提举茶盐司需统计本路盐产量、核定盐价，监督州县盐务官的工作；州县都盐院则负责具体收盐、发引，打击私盐贩卖。这种层级化管理既保证了政策执行的统一性，又兼顾了地方实际差异。

（三）经营模式的多样化与商人角色的转变

宋代榷货制度的一大创新是“官商分利”模式的成熟。与汉唐时期“完全官营”不同，宋代更多采用“官督商销”“入中折中”等方式，允许商人参与流通环节，从而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例如，“入中制度”规定：商人向边境运送粮食（入中），官府根据运量发放“交引”（盐引或茶引），商人凭引到指定盐场或茶场兑换商品，再到市场销售。这种模式既解决了边境军粮运输难题，又将商人纳入国家物资调配体系。此外，“钞盐法”（以现钱购买盐钞）、“茶马互市”（以茶易马）等制度，进一步模糊了官商界限，商人从“被抑制对象”转变为“合作对象”，但始终处于国家控制之下——盐引、茶引的发放数量、销售区域均由官府严格限定，商人不得越界私卖。

三、榷货制度下的商业控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