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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美国成为国际安全“最大威胁”

一、历史经纬：从盟友到死敌的关系嬗变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演变，堪称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案例之一。从二战前的有限接触，到20世纪中叶的“蜜月期”，再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全面对立，两国关系的裂痕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最终走向长期对抗的深渊。

二战前，美国对伊朗的介入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19世纪末，美国商人开始在伊朗开展贸易，但受限于英国和俄国在波斯湾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二战期间，为保障对苏联的物资运输线安全，美国与英国共同出兵伊朗，这一行动成为美国深度参与伊朗事务的开端。战后，随着冷战格局形成，伊朗因地处中东地缘要冲，被美国纳入“遏制苏联”的战略棋盘。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策划政变，推翻民选的摩萨台政府，扶持巴列维国王上台，标志着伊美“特殊关系”的正式确立。

20世纪50至70年代，伊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美国通过“艾森豪威尔主义”向伊朗提供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其建立现代化军队；肯尼迪政府支持巴列维推行“白色革命”，试图通过土地改革和世俗化巩固亲美政权；到70年代，伊朗已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为沙特），美国向其出售先进武器，允许其参与核技术合作，甚至默许其在波斯湾扩大军事存在。这段时期的伊美关系，本质上是美国霸权逻辑下的“主从关系”——伊朗为换取安全保障和发展资源，接受美国的战略支配。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彻底改写了双边关系的走向。巴列维政权因腐败和过度西化失去民意支持，霍梅尼领导的革命力量推翻亲美政府，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对此猝不及防，从最初试图维持巴列维政权，到被迫承认革命结果，最终因“德黑兰人质危机”与伊朗彻底决裂。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扣押52名美国外交官，这场持续444天的危机成为伊美关系的“分水岭”：美国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冻结其海外资产；伊朗则将美国定性为“大撒旦”，将反美情绪写入国家意识形态。此后，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暗中支持伊拉克、“伊朗门事件”中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却同时资助反政府武装、2003年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等事件，不断加剧双方敌意。三十余年间，没有任何国家比伊朗受到的美国制裁更密集，也没有任何国家在伊朗的公共话语中被抨击得更频繁。

二、现实困境：制裁与对抗的恶性循环

进入21世纪，伊核问题成为伊美对抗的核心议题，也将两国矛盾推向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2003年，伊朗核计划被曝光，美国以“防止核扩散”为名，联合西方盟友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多轮制裁决议。2015年，伊核问题六国（美、英、法、俄、中、德）与伊朗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核协议），伊朗承诺限制核活动以换取制裁解除。然而，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协议，重启并追加对伊制裁，包括能源、金融、航运等关键领域，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接受更苛刻的条件。

2025年的两场事件，清晰展现了当前伊美对抗的残酷性与非理性。其一，2025年2月，美国财政部以“参与伊朗石油销售”为由，对30多名个人、企业及数艘船只实施制裁，这是特朗普政府推行“极限施压”政策以来针对伊朗石油贸易的第二轮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此举“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及国际自由贸易法则”，是“错误、无理和非法的举动”。石油出口占伊朗外汇收入的60%以上，美国的制裁直接冲击伊朗经济命脉，导致其货币里亚尔大幅贬值，通胀率飙升至80%以上，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其二，2025年4月，美伊在罗马举行第二轮间接会谈，双方代表通过阿曼官员传递信息，虽同意启动专家级谈判，但在伊朗核活动限制范围、制裁解除清单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先是称“伊朗不需要进行超过3.67%丰度的铀浓缩活动”，旋即改口要求“停止并清除核浓缩活动”，这种自相矛盾的表态暴露了美国政策的随意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明确表示，伊方坚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绝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施压手段已从经济领域扩展至军事与外交领域。2025年6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后宣称“美伊下周将举行会谈”，同时暗示可能放松对伊石油制裁，但转头又警告“以伊冲突‘也许很快’会再次爆发”。这种“先打后谈”的策略，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解读为“极限施压与诱谈结合的混乱政策”。伊朗的回应则是通过议会法案，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以此反制美国的施压。双方在“谈与不谈”“谈什么”的问题上陷入僵局，对抗的螺旋不断升级。

三、深层症结：霸权逻辑下的安全威胁

伊朗之所以将美国定义为“国际安全最大威胁”，根源在于美国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逻辑，其行为模式对国际安全秩序构成系统性破坏。

首先，美国的“双重标准”严重侵蚀国际规则权威。在核问题上，美国对伊朗实施“零容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