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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效力

引言

在资本市场并购浪潮中，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自治的“宪法性文件”，逐渐成为抵御外部收购的重要工具。反收购条款通过预设规则提高收购成本、延缓控制权变更，在维护公司稳定经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然而，这类条款的效力边界始终存在争议——一方面，《公司法》赋予公司章程广泛的自治空间；另一方面，过度的反收购措施可能突破法律底线，损害股东基本权利或市场公平秩序。本文围绕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的效力问题，从法律基础、争议焦点、司法实践及完善路径等维度展开分析，以期为公司自治与法律规制的平衡提供参考。

一、反收购条款的法律基础与常见类型

（一）公司章程自治的法律依据

我国《公司法》第11条明确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这一条款确立了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根本法”的地位。第43条、第103条关于股东会表决机制的弹性规定（如“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45条、第108条对董事任期、选任方式的开放性表述，进一步为反收购条款的设计提供了制度空间。从立法逻辑看，法律允许公司通过章程对股东权利行使方式、公司治理结构等事项作出个性化安排，本质是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构建治理规则。

（二）常见反收购条款的类型与功能

实践中，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主要围绕“延缓控制权变更”“提高收购成本”“限制收购方权利”三个核心目标设计，常见类型包括：

分期分级董事会条款（又称“交错董事会”）：将董事会成员分为若干组，每年度仅改选其中一组，收购方即使获得多数股权，也需经过多轮选举才能控制董事会。此类条款通过延长控制权更迭周期，为公司争取应对收购的缓冲时间。

超级多数决条款：将重大事项（如合并、分立、修改章程）的表决通过比例从法定的“半数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提高至更高标准（如四分之三甚至五分之四），收购方需获得远超简单多数的股权才能推动关键决议，显著增加收购难度。

限制董事更换条款：规定董事非因法定事由（如重大过失、违法）不得被罢免，或罢免董事需经特别程序（如提供充分理由并经法院审查），削弱收购方通过更换董事掌握控制权的能力。

毒丸计划（又称“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当收购方持股比例达到一定阈值时，公司向其他股东发行低价新股或赋予其优先认购权，稀释收购方股权比例，提高其收购成本。尽管我国《公司法》未明确禁止此类条款，但实践中多通过“附条件股权转让限制”等方式间接实现类似效果。

这些条款通过制度设计构建了多层次的反收购防线，但其效力并非天然合法，需结合法律原则与具体案情综合判断。

二、反收购条款效力认定的核心争议

（一）理论层面：公司自治与股东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围绕反收购条款的效力，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公司自治肯定说”认为，公司章程是股东合意的产物，反收购条款作为股东对自身权利行使方式的预先安排，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尊重其效力。例如，分期董事会条款本质是股东对董事选任周期的自主约定，并未剥夺股东的选举权，只是调整了权利行使的时间节奏；超级多数决则是股东对重大事项决策风险的主动控制，符合“风险与权利对等”的治理逻辑。

“股东权利限制否定说”则强调，反收购条款可能实质限制股东的根本权利。例如，分期董事会条款虽未直接剥夺选举权，但通过延长控制权更迭周期，可能使收购方无法及时改组董事会，导致“资本多数决”原则落空；超级多数决条款若将表决比例提高至不合理水平（如90%），可能使少数股东获得“一票否决权”，形成“少数暴政”，损害多数股东的合法权益。

两种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公司章程的自治边界应如何划定？是优先保护公司整体利益，还是优先保障股东个体权利？这一问题需结合具体条款的内容、目的及对权利的限制程度综合判断。

（二）实践层面：不同类型条款的效力差异

不同反收购条款对股东权利的影响程度不同，司法实践中对其效力的认定也存在差异：

分期分级董事会条款：法院通常对其持相对宽容态度。例如，在某公司收购纠纷中，法院认为“分期改选董事会是股东通过章程对董事选任方式的合理安排，未违反《公司法》关于董事任期（每届不超过3年）的强制性规定，且收购方仍可通过后续选举逐步获得董事会控制权，未实质剥夺其股东权利”，最终认定该条款有效。但需注意，若条款将董事会任期延长至法定上限（3年）以上，或改选比例过低（如每年度仅改选1/5董事），可能因过度限制股东权利被认定无效。

超级多数决条款：其效力取决于“提高的表决比例是否合理”及“所涉事项的重要程度”。对于与公司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如合并、分立），适当提高表决比例（如2/3提高至3/4）通常被认可；但若将普通事项（如审议年度报告）的表决比例提高至不合理水平，可能被认定为“滥用自治权”。例如，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