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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设计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蓬勃兴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家政服务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这类劳动者突破了传统“单位—员工”的固定劳动关系模式，呈现出工作时间灵活、就业形式多元、依托平台接单等特点。然而，在就业形态创新的同时，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其中最低工资保障缺失尤为突出。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平台抽成比例不透明、计件单价过低、隐性工作成本高等问题，实际收入难以覆盖基本生活支出，甚至低于当地传统就业人员的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底线”政策，是维护社会公平、稳定劳动关系的重要工具。但传统最低工资制度主要针对标准劳动关系设计，难以直接适用于新就业形态下非标准、弹性化的用工模式。如何结合新就业形态的特点，构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成为当前完善劳动保障体系、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的关键命题。

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收入现状与保障需求

（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特征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结构与传统劳动者存在显著差异。其一，收入来源多元化，既包括平台支付的订单费用、绩效奖励、补贴，也可能涉及用户打赏、附加服务收入等；其二，收入波动性大，受订单量、季节、区域、平台规则调整等因素影响明显，例如外卖骑手在高峰时段与低谷时段的收入可能相差数倍；其三，隐性成本高企，劳动者需自行承担设备购置（如电动车、智能手机）、维护（如车辆保养、数据流量费）、保险（部分平台不提供社保）等支出，这些成本未被传统工资核算体系覆盖。

（二）最低工资保障缺失的现实困境

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主要面临三方面问题：一是“底线模糊”，由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部分平台以“合作关系”规避用人单位责任，劳动者无法纳入传统最低工资制度保护范围；二是“计算失真”，传统最低工资以“月/小时”为核算单位，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有效工作时间难以准确界定（如外卖骑手的“等单时间”是否计入工时），导致收入核算标准与实际劳动付出不匹配；三是“监管缺位”，平台算法规则不透明、数据掌握不对等，劳动者难以举证收入低于合理标准，劳动监察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三）建立专项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从劳动者角度看，最低工资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安全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多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农村转移劳动力，其收入直接关系家庭生活质量，若长期低于合理水平，将加剧社会贫富差距。从平台经济发展角度看，科学的最低工资保障能避免平台通过“压低劳动力成本”进行恶性竞争，推动行业从“低价内卷”转向“服务升级”。从社会公平角度看，完善的保障制度是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体现，有助于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归属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新就业形态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设计的核心难点

（一）劳动关系认定的复杂性

传统最低工资制度以“劳动关系”为前提，但新就业形态中，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呈现“去劳动关系化”特征。部分平台通过签订“合作协议”“众包协议”等方式，模糊双方法律关系，导致劳动者既无法享受传统劳动关系下的权益，又难以被纳入新就业形态保障体系。如何在“完全劳动关系”与“民事合作关系”之间建立过渡性认定标准（如“不完全劳动关系”），是制度设计的首要挑战。

（二）收入核算标准的特殊性

传统最低工资以“货币工资”为核算对象，且需扣除加班工资、特殊津贴等。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包含大量非固定、非货币化要素：例如，平台提供的“冲单奖励”可能随订单量动态调整，用户打赏具有偶然性，而劳动者自行承担的设备折旧、交通费用等隐性成本未被计入“净收入”。如何将这些复杂要素纳入最低工资核算，需要设计更灵活的计算模型。

（三）区域与行业差异的适配性

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显著（如一线城市与县域城镇的最低生活支出可能相差数倍），不同行业的劳动强度与技术要求也各有不同（如网约车司机与网络客服的工作风险差异大）。若实行“一刀切”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平台企业成本过高、劳动者就业机会减少；若赋予地方过多自主权，又可能引发区域间标准失衡、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均等问题。如何平衡统一性与差异性，是制度落地的关键。

（四）平台责任与劳动者权益的平衡

平台作为新就业形态的组织者，掌握着订单分配、单价设定、奖惩规则等核心权力。若过度强调平台责任，可能抑制平台创新活力；若责任界定不清，则难以约束平台通过“算法优化”变相降低劳动者收入（如提高接单门槛、压缩配送时间导致超时扣款）。如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引导平台承担合理责任，需要制度设计中找到“激励相容”的平衡点。

四、新就业形态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核心要素设计

（一）保障对象的精准界定

制度覆盖范围需兼顾“必要性”与“可行性”。建议将保障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核心就业者”，即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