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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侵权责任认定的证据规则变化

引言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重塑社会信息传播模式的同时，也催生了新型侵权行为的高发态势。从早期的网络名誉侵权、隐私泄露，到如今的短视频抄袭、数据爬取侵权，网络侵权呈现出主体隐蔽性强、行为瞬时性高、证据易灭失等特点，传统侵权责任认定中的证据规则已难以适应实践需求。近年来，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相关司法解释的不断完善，以及电子数据取证技术的革新，网络侵权责任认定的证据规则经历了从“规则模糊”到“体系化构建”的深刻变革。这些变化不仅回应了网络空间治理的现实需求，更推动了侵权责任法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发展。本文将从立法演变、举证责任分配、证据形式扩展、证明标准调整等维度，系统梳理网络侵权责任认定中证据规则的核心变化。

一、立法体系的完善：证据规则的制度根基

法律规则的明确是证据适用的前提。网络侵权责任认定的证据规则变化，首先体现在立法体系的逐步完善上。这一过程既包含基础性法律的修订，也涉及司法解释的细化补充，共同构建起覆盖权利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行为认定等多环节的证据规则框架。

（一）从《侵权责任法》到《民法典》：基础规则的升级

在《民法典》颁布前，《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是调整网络侵权责任的核心条款，其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为网络侵权治理提供了基本框架。但该条款对证据要求的规定较为原则，仅笼统提及“通知”需“有效”，未明确“有效通知”的具体构成要件，导致实践中权利人提交的通知常因缺乏必要证据而被平台拒绝，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制止。

《民法典》第1195条、第1196条对“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系统性改造。其中，第1195条明确要求权利人发出的通知需“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将“初步证据”作为通知有效的法定要件；第1196条则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若认为不构成侵权，需“向权利人发送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声明中同样需“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这一修改将证据要求从“隐性规则”转化为“显性义务”，既明确了权利人的举证底线，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反证提供了制度依据。例如，在某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纠纷中，权利人仅以“视频内容相似”为由要求删除，因未提供作品权属证明、具体侵权比对等初步证据，法院最终认定其通知无效，平台无需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案例正是《民法典》证据规则升级后的典型实践。

（二）司法解释的细化：操作规则的补位

立法的原则性规定需要司法解释的具体指引。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等司法解释，针对网络侵权中的证据难点作出细化规定。例如，针对网络侵权中“侵权主体认定难”的问题，司法解释明确要求权利人需提供“能够确定侵权人身份的初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昵称、IP地址、注册手机号等，若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可申请法院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针对“电子证据保全难”，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降低了电子证据的举证门槛。

这些司法解释的出台，如同为证据规则“安装了操作指南”。以网络名誉侵权为例，过去权利人常因无法获取侵权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而无法起诉，现在依据司法解释，权利人可先通过公证保全侵权页面，再持公证书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要求平台提供侵权用户的注册信息，从而解决“告谁”的难题。

二、举证责任的重构：从“倾斜保护”到“动态平衡”

举证责任分配是证据规则的核心内容。在网络侵权中，传统规则因过度强调对权利人的倾斜保护，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重的举证负担；而近年来的规则变化则更注重“权利保护”与“技术创新”的平衡，通过明确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举证边界，实现了责任分配的科学化。

（一）权利人举证义务的强化：从“通知即可”到“举证初步”

在《民法典》实施前，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权利人只需向网络服务提供者发送侵权通知，即可要求平台删除内容，否则平台需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规则下，权利人的举证成本极低，甚至可能被滥用为打击竞争对手的工具。例如，某企业曾以“竞争对手的产品宣传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要求平台删除相关内容，但未提供任何权属证明或侵权比对材料，导致平台陷入“删与不删”的两难境地。

《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扭转了这一局面。根据现行规则，权利人发出的有效通知必须包含三方面证据：一是证明自身权利的证据（如著作权登记证书、商标注册证）；二是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如侵权内容的网络链接、截图、时间戳记录）；三是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关联的证据（如侵权内容的传播范围、对权利人声誉或经济利益的影响）。若权利人无法提供上述初步证据，网络服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