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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

引言

在建筑工程领域，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保障施工方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设计。这一权利赋予施工方在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时，对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的法定权利。然而，权利的行使并非无期限限制，行使期限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权利能否实现——超期主张可能导致权利消灭，进而使施工方的血汗钱“付诸东流”。近年来，随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数量攀升，因行使期限争议引发的诉讼占比显著增加，如何准确把握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成为施工方、发包方及法律从业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从法律依据、核心要素、实务争议及行使建议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以期为相关主体提供实践指引。

一、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法律依据与立法演变

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法律地位及行使规则，经历了从模糊到明确、从原则到具体的立法完善过程。理解这一演变，是准确把握行使期限的基础。

（一）早期立法的原则性规定

我国对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明确规定始于1999年《合同法》第286条，该条款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但该条款仅规定了权利的存在，未明确行使期限，导致实践中对“合理期限”的认定标准不一，司法裁判尺度差异较大。

（二）司法解释的细化与调整

为解决立法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多部司法解释对行使期限进行规范：

2002年《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已失效）首次明确“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这一规定首次将期限固定为六个月，并设定了两个起算点，但“竣工之日”与“约定竣工之日”的表述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争议——例如，工程烂尾、工期延误等情形下，起算点应如何认定？

2019年《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已失效）对起算点进行了修正，规定“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这一调整将起算点从“竣工时间”转向“应付款时间”，更贴合工程款支付的实际逻辑，但“应当给付之日”的具体认定仍需结合合同约定、工程结算等因素综合判断。

2021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新解释》）延续了“期限六个月”的规定，并进一步明确起算点为“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同时增加了“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形下的认定规则（如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未交付但提交竣工结算文件的，为提交之日；未交付也未提交的，为起诉之日）。至此，行使期限的法律框架基本成熟。

（三）《民法典》的立法确认

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第807条吸收了《合同法》第286条的核心内容，再次以基本法律形式确认了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合法性，但未对行使期限作出新规定，仍需依赖司法解释的细化规则。这一立法模式既保持了制度的稳定性，又为司法实践留出了调整空间。

二、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核心要素解析

行使期限的确定涉及三个关键问题：期限长度是多少？起算点如何认定？超期行使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三个要素环环相扣，共同构成权利行使的“时间边界”。

（一）期限长度：法定六个月的固定性

根据现行有效的《新解释》第41条，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为六个月，这一期限属于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的特点是固定不变，不适用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一旦届满，权利本身消灭。这意味着，无论施工方因何种原因（如协商和解、等待结算）未在六个月内主张权利，即使后续通过诉讼或仲裁程序主张，法院也将以超期为由驳回其优先受偿的请求。例如，某施工企业因与发包人协商延期付款而未及时主张优先受偿权，六个月后发包人破产，此时施工企业的债权只能作为普通债权参与分配，无法优先受偿。

（二）起算点：“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的认定

起算点的准确认定是行使期限规则的核心难点。根据《新解释》第27条，“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的认定需分情况讨论：

合同有明确约定的：以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准。例如，合同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后30日内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则“应当给付之日”为竣工验收后第31日。

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需按照以下顺序确定：

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以交付之日为应付款时间。实践中，工程交付通常意味着施工方已完成主要合同义务，发包人开始实际占有使用工程，此时具备付款条件。

建设工程未交付但施工方已提交竣工结算文件的，以提交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