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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公务员遴选考试行政管理案例分析详解及答案

2023年10月，某市L区启动辖区内最大老旧小区——福安社区改造工程。该小区建成于2001年，占地12.6万平方米，住户2386户，存在管网老化、道路破损、停车位不足（现有车位仅300个，供需比1:4.2）、公共活动空间缺失（仅1处150㎡小广场）等问题，被纳入2023年省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示范项目，计划2025年6月前完成主体工程。然而，改造推进至2024年8月时，项目陷入多重困境：3栋居民楼因外墙保温层施工方案争议持续停工；原本承诺配套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选址遭周边5栋楼120户居民联名反对；施工方因工程款延迟支付（累计拖欠850万元）多次威胁撤场；更有20余户居民以“改造期间噪音影响孩子高考”为由，要求暂停夜间施工并索赔。L区住建局作为牵头部门，先后召开12次协调会未果，街道办、社区居委会、业委会三方权责不清，矛盾持续激化。

一、案例核心矛盾与问题剖析

（一）政策执行偏差：理想化目标与现实约束的冲突

根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政策执行效果由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四要素共同决定。福安社区改造政策目标明确（“完善基础功能、提升服务品质、打造示范样板”），但在执行中出现三重偏差：

1.政策细化不足。省级文件要求“因地制宜确定改造内容”，但L区住建局直接套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技术指南》通用模板，未针对福安社区“老龄化率38%（高于全区均值12个百分点）、租户占比41%（流动性强）”的特殊人口结构，细化养老、停车等专项方案。例如，原计划将2号楼架空层改造为养老中心，但未提前调研该区域为居民日常晾晒、儿童玩耍的主要公共空间，导致选址冲突。

2.执行资源错配。项目总投资58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2000万元、省级配套1500万元、区级自筹2300万元），但区级财政因上半年承担暴雨灾后重建，实际到位仅1200万元，导致施工方进度款支付滞后。更关键的是，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不足——区住建局仅安排1名工程师对接，而同类项目通常需3-5人，直接导致施工方案争议（如外墙保温层厚度，设计方建议5cm，部分居民以“影响室内面积”要求减至3cm，工程师因缺乏现场测算数据无法有效解释）。

3.目标群体参与失效。改造前虽发放了《改造需求调查表》，但回收率仅42%（1000份），且未针对未反馈户进行入户访谈。业委会因3名成员2023年底辞职，实际处于“半瘫痪”状态，无法有效收集和整合居民诉求。例如，关于停车位规划，设计方案提出“拆除2处花坛新增50个车位”，但未提前与常在此活动的老年居民沟通，导致施工时遭阻挠。

（二）治理主体协同失效：科层制与多元共治的张力

福安社区改造涉及住建、民政（养老服务）、城管（施工围挡）、环保（噪音监测）、街道办、社区居委会、业委会、施工方、物业公司（改造后管理）等10余个主体，但协同机制存在明显缺陷：

1.权责边界模糊。《L区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规定“街道办负责组织居民协商”，但未明确“协商未果时的裁决主体”。当养老中心选址争议发生后，街道办以“需尊重居民意愿”为由拒绝决策，区民政局以“选址属改造规划范畴”推回住建局，导致问题搁置2个月。

2.信息共享机制缺失。施工方因工程款拖欠向区住建局发函，但住建局未同步告知街道办；居民因噪音问题向12345热线投诉，工单转至区城管局后，仅要求施工方“调整作业时间”，未与住建局（负责施工进度）、社区（负责居民沟通）共享信息，导致“城管局管噪音、住建局管进度、社区管安抚”的割裂局面。

3.激励约束失衡。对施工方的履约监管仅依赖合同条款（约定延迟完工每日罚款5000元），但未建立“提前完工奖励”机制；对街道办、社区的考核仅纳入“改造进度”指标（占年度考核3%），未将“居民满意度”“矛盾化解率”等纳入，导致基层更倾向于“赶进度”而非“解矛盾”。

（三）风险防控缺位：短期施工与长期治理的脱节

改造作为“一次性工程”，但后续管理才是长效保障。福安社区原物业公司因服务差、收费率低（仅65%），2022年已退出，目前由社区托管。改造中虽规划了“增设智能门禁、监控系统”，但未同步设计“后期运维资金来源”（预计每年需20万元）。部分居民提出“改造后能否维持环境”的担忧，但工作人员以“先改造后协商”敷衍，导致“现在改得好，以后管不好”的预期削弱了居民配合度。此外，施工期间未建立“矛盾预警机制”，对高考家庭等特殊群体的诉求响应滞后（从投诉到上门沟通间隔5天），进而引发群体性情绪。

二、解决路径与优化建议

（一）精准化政策执行：构建“需求-供给”动态匹配机制

1.深化需求调研。借鉴“共同缔造”理念，组建由社区工作者、党员代表、志愿者（每栋楼1名）构成的“需求采集队”，对未反馈户进行“敲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