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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框架下的零工经济权益保障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用工模式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家政服务者等零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据相关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数亿人。这种依托互联网平台、以碎片化任务为载体、以即时结算为特征的用工方式，在激发市场活力、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对传统劳动保障体系提出了新挑战。零工群体的权益保障问题，如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社会保障缺失、职业伤害维权困难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在劳动法框架下构建适应零工经济特点的权益保障体系，既关乎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也关系到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从现状困境、现有探索、完善路径三个层面展开深入探讨。

一、零工经济的特征与劳动法适用困境

零工经济的核心在于“灵活性”与“平台依赖性”，这种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的用工模式，使得以“标准劳动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劳动法体系在适用时面临多重挑战。

（一）零工经济的核心特征

零工经济的运行模式可概括为“平台+个人”的双边连接。劳动者通过平台接取任务，工作时间、地点、内容相对自由，报酬多按单结算或按工作量计算。这种模式呈现出三大特征：其一，劳动关系从“强隶属”转向“弱控制”。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考勤、工作流程有严格管理权；而零工群体虽需遵守平台规则（如接单时效、服务评分），但工作过程的自主空间较大，与平台的人身依附性显著降低。其二，劳动成果从“持续性”转向“碎片化”。零工的工作多为一次性或短期任务（如一次外卖配送、一场直播带货），劳动过程与成果的割裂性明显，难以用传统的“全日制劳动”标准衡量。其三，管理方式从“人工”转向“算法”。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实现对零工的动态管理，包括派单规则、奖惩机制、收入计算等，这种“数字控制”的隐蔽性使得劳动者的权益侵害更难被察觉。

（二）劳动法适用的核心矛盾

我国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标准劳动关系”为调整对象，其适用需满足“主体适格、人身隶属、劳动报酬”三大要件。但零工经济的特殊性导致这三大要件的认定出现模糊：

首先是主体认定难。平台与零工是否构成“用人单位-劳动者”关系？实践中，部分平台通过注册个体工商户、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将零工定性为“合作伙伴”，规避劳动关系认定。例如，某外卖平台要求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双方签订《服务协议》而非劳动合同，从形式上排除劳动法约束。

其次是权利义务界定难。传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需承担工资支付、社会保险、职业安全等法定责任；但零工群体的“灵活”属性，使得平台常以“信息中介”自居，仅提供交易撮合服务，拒绝承担雇主责任。例如，骑手在配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平台可能以“双方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工伤赔偿。

最后是救济途径不畅。由于劳动关系难以认定，零工在权益受损时（如拖欠报酬、职业伤害），无法通过劳动仲裁主张权利，只能以民事纠纷提起诉讼。但民事救济需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如证明平台存在过错），且赔偿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难以覆盖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长期权益。

二、零工经济权益保障的现有探索与不足

面对零工经济带来的挑战，我国在立法、司法、政策层面已展开积极探索，试图构建“既包容创新又保障权益”的制度框架，但现有措施仍存在局限性。

（一）地方试点与司法实践的突破

为解决劳动关系认定难题，部分地区尝试“双轨制”思路：对符合标准劳动关系特征的零工，明确纳入劳动法保护；对不完全符合但存在“从属性”的零工，探索“特殊劳动关系”认定。例如，某地法院在审理外卖骑手工伤案时，虽未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认为平台通过算法对骑手的接单、路线、时效进行实质控制，应承担部分雇主责任，判决平台支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和误工费。这种“实质重于形式”的裁判思路，为零工权益保障提供了新路径。

在社会保障领域，针对零工参保难问题，部分省市试点“单险种工伤保险”。传统社保需同时缴纳养老、医疗、工伤等五险，而零工收入不稳定，全额参保负担重。单险种工伤保险允许零工仅缴纳工伤保险费，缴费由平台和个人分担，一旦发生职业伤害可享受工伤待遇。例如，某省推行的“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外卖、快递、网约车等行业，截至目前已为数十万零工提供保障。

（二）平台责任的初步规范

随着监管趋严，平台开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2021年，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平台需保障零工的劳动报酬、休息、安全等基本权益。例如，要求平台合理设定派单规则，避免“最严算法”导致零工超时劳动；建立报酬公示制度，明确计价规则和抽成比例；完善投诉机制，保障零工对算法规则的申诉权。部分平台已推出“超时保护”功能，当骑手接单距离过远或时间过紧时，系统自动延长配送时限；还有平台设立“关爱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