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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权强制执行难点与对策

引言

探望权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也是未成年子女获得父母双方关爱的重要保障。法律虽明确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但实践中，因探望权引发的强制执行案件却长期面临“执行难”困境。从拒绝开门、藏匿子女到子女因长期疏离拒绝见面，从执行手段有限到情感矛盾激化，这些问题不仅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更可能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二次伤害。本文围绕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现实难点展开分析，并尝试提出针对性对策，以期为完善相关执行机制提供参考。

一、探望权强制执行的核心难点

（一）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导致执行依据不足

现行法律对探望权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民法典》第1086条，其中仅原则性规定“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但对“如何执行”“执行标准是什么”“拒不协助的法律后果如何量化”等关键问题缺乏具体指引。例如，判决书中常出现“每月第一周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探望”的笼统表述，但未明确“子女拒绝见面时是否强制带离”“直接抚养方以子女生病为由拒绝探望是否构成阻碍”等具体情形的处理规则。这种模糊性导致执行人员在面对复杂情况时缺乏明确依据，容易引发执行争议。

（二）执行对象的特殊性增加操作难度

探望权强制执行的对象既非财产也非行为，而是“情感联结”的恢复与维持，这一特性使得执行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首先，执行标的是“探望行为”，但该行为的实现依赖于子女的主观意愿和直接抚养方的配合。若子女因长期与不直接抚养方疏离产生抗拒心理，或直接抚养方通过言语暗示、情绪施压等隐蔽方式影响子女表达真实意愿，执行人员难以判断“拒绝见面”是子女真实意思还是受外界干扰。其次，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具有阶段性，3岁儿童与12岁少年对探望的需求和接受度差异显著，但法律未针对不同年龄段子女的探望权执行设定差异化标准，导致“一刀切”执行方式可能适得其反。

（三）家庭矛盾的复杂性阻碍执行推进

探望权纠纷往往是离婚矛盾的延续，直接抚养方与不直接抚养方之间常存在财产分割、抚养费拖欠、情感创伤等历史积怨。部分直接抚养方将拒绝协助探望作为“报复手段”，甚至故意制造冲突（如在探望时辱骂对方、阻挠子女与对方交流）；而不直接抚养方因长期无法探望，可能采取极端方式（如强行闯入对方住所、在学校门口拦截子女），进一步激化矛盾。这种“对抗-反制”的恶性循环使得执行人员陷入“劝和无效、强制难行”的两难境地。例如，某执行案例中，直接抚养方以“对方曾家暴”为由拒绝探望，但无法提供有效证据；不直接抚养方则以“支付了高额抚养费”为由要求强制探望，双方情绪对立严重，执行人员多次调解均无果。

（四）执行手段的局限性易引发二次伤害

现行法律对拒不协助探望的行为，主要通过训诫、罚款、拘留等方式追究责任，但这些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效果有限。一方面，罚款或拘留可能加剧直接抚养方的抵触情绪，导致其更强烈地抗拒执行；另一方面，若对直接抚养方采取强制措施，子女可能因父母被处罚产生恐惧、自责等负面情绪。此外，实践中还存在“执行到位率低”的问题：部分直接抚养方在被处罚后暂时配合，但风头一过又恢复抗拒；部分案件因子女随直接抚养方搬迁、转学而失去联系，导致执行程序被迫中止。例如，某地法院统计显示，探望权执行案件中，首次执行到位率仅为35%，需反复跟进的案件占比超过60%。

二、破解探望权执行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明确执行标准

针对法律规定模糊的问题，需从立法层面细化探望权执行规则。一方面，可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协助义务”的具体内容，例如直接抚养方应提供的探望环境（如安全、适宜的场所）、告知义务（如提前通知子女探望安排）、禁止行为（如不得教唆子女拒绝探望）等；另一方面，需制定“特殊情形处理指南”，例如子女明确拒绝探望时（需结合年龄、表达能力综合判断是否为真实意愿）、直接抚养方因客观原因（如子女患病住院）暂时无法协助时的变通方案（如线上视频探望）。此外，可参考部分地区试点经验，将探望权判决内容标准化，要求判决书明确探望的时间、地点、方式、接送方式等细节，减少执行时的争议空间。

（二）构建“柔性执行+专业干预”的执行机制

针对执行对象的特殊性，需突破传统“强制”思维，引入柔性执行理念。首先，建立“执行前评估”制度，由法官、心理咨询师、社工组成评估小组，对子女的年龄、心理状态、生活环境以及父母双方的矛盾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制定个性化执行方案。例如，对低龄子女可优先选择在第三方场所（如社区活动室）探望，减少直接抚养方与不直接抚养方的正面冲突；对青春期子女，可通过社工介入了解其真实意愿，引导其理性表达需求。其次，引入心理干预机制，为父母双方提供亲子关系辅导，帮助直接抚养方认识到“阻碍探望”对子女的伤害，帮助不直接抚养方学习正确的沟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