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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最新认定标准

引言

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债务问题往往是引发矛盾的重要因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法律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实践中常出现“被负债”现象——未参与举债的配偶一方，因无法证明债务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被迫承担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财产结构的复杂化，如何平衡夫妻双方与债权人的利益，成为司法实践的关键课题。

近年来，我国通过《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逐步构建起“共债共签、用途限定、举证责任分配”三位一体的认定体系，既防止夫妻双方恶意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又避免未举债配偶“被负债”的不公。本文将围绕这一最新认定标准，结合法律条文与实践案例，从法律依据、核心规则、排除情形及实践难点等维度展开详细解析。

一、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法律依据与立法逻辑

（一）从“推定共同债务”到“严格限定”的立法变迁

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演变，体现了立法对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探索。早期司法实践中，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曾采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推定为共同债务”的规则（如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这一规则虽简化了举证程序，但因过度倾向债权人，导致大量“被负债”案例出现：一方虚构债务、恶意举债或因赌博等非法用途负债，配偶却需承担连带责任。

随着社会对“被负债”问题的关注，立法逐步调整。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8年解释》）明确“共债共签”原则，将债务用途作为核心判断标准；2021年《民法典》第1064条吸收上述规定，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共同意思表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框架，标志着我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进入“严格限定、双向保护”的新阶段。

（二）最新规则的立法价值导向

最新认定标准的核心是“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维护家庭稳定与交易安全”。一方面，通过“共债共签”强化夫妻双方对债务的共同意思表示，避免一方擅自举债牵连配偶；另一方面，对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内的债务实行“用途推定”，保障债权人在合理范围内的信赖利益；同时，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大额债务，要求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防止其因疏忽或恶意加重配偶负担。这一规则既尊重了婚姻家庭的人身属性，又兼顾了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体现了法律对实质公平的追求。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三大核心认定标准

（一）基于共同意思表示的债务：共债共签原则

“共债共签”是最新规则的首要标准，指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一方事后追认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规则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确保配偶对债务的知情权与决定权。

实践中，“共同意思表示”的形式不仅限于夫妻双方共同签署书面协议，还包括事后追认。例如，配偶一方在借条上补签名、通过微信或短信明确表示“愿意共同偿还”、在债务催收通知上签字确认等，均视为对债务的追认。需要注意的是，追认需以明确的意思表示作出，仅知晓债务存在但未表示承担的（如配偶知道另一方借款但未参与签字），不构成追认。

以典型案例说明：张某与李某系夫妻，张某以个人名义向王某借款50万元用于经营店铺，借款时李某未签字。后因张某未按期还款，王某起诉要求李某共同偿还。法院审理发现，李某曾在张某与王某的聊天记录中回复“店铺盈利后我们一起还钱”，最终认定李某的回复构成对债务的追认，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合理范围推定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开支，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此类债务因与家庭基本生活密切相关，即使仅由一方举债，法律推定其为夫妻共同债务，无需债权人额外举证。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需结合家庭收入水平、当地生活水平、债务金额等因素综合判断。例如，在三线城市，月收入1万元的家庭，1万元以内的医疗支出、3万元以内的子女教育费用，通常可认定为日常生活需要；但50万元的借款若用于购买奢侈品，则可能超出合理范围。

需注意的是，若配偶能证明该债务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如举债方将借款用于个人挥霍），则可推翻推定。例如，赵某以个人名义借款3万元用于赌博，妻子钱某举证证明赵某长期参与赌博且借款未用于家庭开支，法院最终认定该债务为赵某个人债务。

（三）基于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用途与利益关联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债务，也属于共同债务范畴。这里的“共同生产经营”需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的项目（如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公司等）；二是经营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实践中，认定“共同生产经营”需结合经营主体、投资比例、参与程度等因素。例如，夫妻一方注册个体工商户，另一方虽未登记为经营者，但实际参与管理、分享收益，则该个体工商户的负债应认定为共同债务。若一方以个人名义投资公司，另一方完全未参与经营且未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