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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赜索隐：《文选》李善注的文献史料价值新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文选》，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收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100多个作者、700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四库全书总目》赞誉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它涵盖了诗、赋、文等多种文体，汇聚了众多经典之作，成为研究先秦到齐梁间文学发展演变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文献渊薮。

李善生活于唐高宗时期，扬州江都人，他学识渊博，对《文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注释，其《文选注》自问世以来，便与《文选》紧密相连，呈现出“注以文传，文因注显”的局面。李善注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征引的广泛性上。据骆鸿凯《文选学》统计，《文选》李注引经部共215种，史部共352种，子部共217种，集部共798种，另有旧注29种，总共1611种。如此大规模地征引各类古籍，为读者理解《文选》中的字词含义、典故出处、文章意旨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了丰富且宝贵的资料。从训诂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李善之前，古书注释主要有传疏式、章句式和考证式等方式。李善的《文选注》开创了征引式训诂这一独特的体式，以钩稽故实、征引出处来达到解词说义的目的，为文学文献注释提供了全新的、可资借鉴的模式。这种注释方式不仅适应了《文选》满纸典故的特点，而且在训诂学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对后世训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李善《文选注》的文献史料价值，对于深入理解古代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文选》涵盖了众多经典文学作品，其语言文字、文化内涵丰富而深邃，通过对李善注文献史料内容的剖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解读这些作品，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例如，在解读《文选》中的诗文时，李善注对典故的详细征引，能使我们了解到作者创作时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同时，这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也至关重要。李善注中保存的大量古籍文献，其中多数今已失传，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我们窥探古代社会的窗口，为研究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李善《文选注》的研究历史源远流长，成果丰硕。自唐代“文选学”兴起，李善注本就成为学者们研读、注释的重要对象，众多文人墨客对其推崇备至，如杜甫曾教导儿子“熟精《文选》理”，可见《文选》及李善注在当时的影响力。到了清代，考据学盛行，学者们对《文选》李善注的研究更加深入，在版本校勘、字词训诂、典故考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胡克家的《文选考异》，对《文选》李善注本进行了细致的校勘，纠正了许多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讹误；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对《文选》的注释和解读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进入现代，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训诂学领域，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李善《文选注》展开研究。王宁先生对《文选》中选诗的涉典字数进行统计，指出选诗的涉典字数约占21.4％，平均每5个字就有一个人典，为研究李善注对典故的阐释提供了数据支持。卞仁海在《试论〈文选〉李善注的训诂成就和局限》中认为，李善注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文学文献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同时也为后世研究语言提供了资料和课题，对后代训诂和选学产生深远影响，但也存在训诂局限。郑莉的硕士学位论文《李善〈文选注〉训诂研究》运用统计、归纳、对比、描写等方法，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探讨了李善《文选注》的训诂内容、训诂术语、训诂特征及其成就和不足。王佳在《李善〈文选〉注的训诂方法》中分析了李善注征引式训诂的特点、内容，指出李善通过分析《文选》作品的文学特点，合理选用征引式注释，将传统传疏式、章句式、考证式注释的优点结合起来，让《文选注》成为经典。

国外对李善《文选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等汉文化圈国家。日本学者对《文选》的研究始于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对李善注的研究涵盖了版本学、训诂学、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如日本学者冈村繁在《唐代的“文选学”》一文中，对唐代《文选》学的发展，包括李善注的传播与影响等进行了研究。韩国学者也对《文选》及李善注有所关注，在文献整理、文化交流等方面展开研究，探讨李善注在韩国汉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李善《文选注》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在研究内容上，部分研究对李善注的文献史料价值挖掘还不够深入全面，一些研究只是简单地列举李善注的征引内容，缺乏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的深度剖析；在研究视角上，多集中在训诂学、文学等传统领域，跨学科研究相对较少，例如，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角度对李善《文选注》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较为罕见；在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