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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病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第七次修订2026

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fungaldisease，IFD）系指真菌侵入人体，在组织、器官或血液中生长、繁殖，并导致炎症反应及组织损伤的感染性疾病。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因免疫功能低下，IFD发生风险显著增高。中国侵袭性真菌感染工作组于2005年首次制订了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IFD的诊断标准及治疗原则，并历经多次修订。自2020年第6次修订?［1］?以来，血液肿瘤治疗及IFD诊治领域均出现诸多新进展：血液肿瘤领域新型治疗手段（包括小分子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细胞治疗等）的广泛应用、广谱三唑类药物在抗真菌预防中的普遍应用、以分子学手段为代表的新型诊断方法以及更多新型抗真菌药物的使用等。这些变化对IFD的流行病学、危险因素及诊治策略均产生了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第六版再次进行修订。中国侵袭性真菌感染工作组回顾了2020—2024年的国内外重要研究进展，并结合国内外重要指南?［2,3,4,5,6,7,8,9］?，组织血液病学、微生物学、感染及药学等多学科专家，经3轮集体讨论后对我国原有IFD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进行了修订。

流行病学

一、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IFD流行病学特征

化疗及造血干细胞移植是血液肿瘤的主要治疗方式，近年来小分子靶向药物、抗体类药物及细胞免疫治疗的应用逐年增多，IFD流行病学特征因治疗方式不同而异。

接受化疗患者的IFD发生率因疾病类型、疾病状态等多种因素而异。2004年欧洲SEIFEM研究显示，IFD总体发生率为4.6%，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中最为常见；病原以曲霉菌为主（占57.6%），其次为念珠菌（占32.5%）?［10］?。国内前瞻性、多中心流行病学研究（CAESAR研究）显示，确诊和临床诊断IFD发生率为2.1%?［11］?；其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最高（4.94%），急性髓系白血病中为3.83%?［11］?；病原菌以念珠菌为主，曲霉次之?［11］?。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具有较高IFD风险。国外十余年前的大型流行病学研究（美国TRANSNET研究?［12］?及PATH研究?［13］?，欧洲SEIFEM?［14］?及GITMO研究?［15］?）显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IFD发生率在2.6%~15%，主要病原菌为曲霉、念珠菌及毛霉。2011年中国CAESAR研究显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IFD的6个月累积发生率分别为8.9%和4.0%；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全相合亲缘供体、HLA相合非血缘供体和亲缘半相合供体移植组的IFD累积发生率分别为4.3%、13.2%和12.8%?［16］?；曲霉为主要致病菌（占70.6%），其次为念珠菌（占27.5%）。2021年更新的CAESAR2.0研究显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确诊和临床诊断IFD发生率为6.6%；非曲霉属丝状真菌的比例显著升高：在确诊和临床诊断IFD且明确病原学的59例患者中，念珠菌22例（占37.3%），毛霉16例（占27.1%），曲霉11例（占18.6%），耶氏肺孢子菌8例（占13.6%），马拉色菌和酿酒酵母菌各1例（占3.4%）?［17］?。

多种新型治疗手段已广泛应用于血液肿瘤的治疗，包括小分子药物［如BCL-2抑制剂、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等］，抗体类药物（如CD20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等）及细胞治疗［如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等。小分子靶向药物的应用可能增加IFD风险，尤以BTK抑制剂为著。国外研究显示，在接受BTK抑制剂治疗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IFD发生率为1.4%~18.8%，其中50%以上为曲霉，多数发生在BTK抑制剂使用的6个月内?［18］?。接受CAR-T治疗患者IFD发病率为2.0%~7.8%，常见病原菌依次为曲霉、耶氏肺孢子菌、念珠菌及毛霉，大部分发生在治疗1个月内?［19,20］?。

IFD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重要死亡原因之一。血液恶性疾病接受化疗的确诊和临床诊断IFD患者病死率约为16.7%，造血干细胞移植后IFD相关病死率可达20.5%~72.6%?［16,17］?。

二、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IFD危险因素和评估

导致IFD的危险因素众多，包括：（1）疾病相关因素：如原发病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急性髓系白血病、疾病处于复发或未缓解状态等；（2）治疗相关因素：接受替代供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后出现持久（≥10d）的粒细胞缺乏，合并3~4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合并中重度慢性GVHD，接受超过3周以上的糖皮质激素治疗，接受某些小分子靶向药物治疗（如BTK抑制剂、JAK抑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