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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情与理之间：师陀创作困境深度剖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师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作家，其创作跨越了多个重要历史时期，作品风格独特，题材广泛，涵盖了乡土、都市、历史等诸多领域。从早期的《谷》《里门拾记》，到具有代表性的《果园城记》，再到后期的长篇小说《结婚》《马兰》等，师陀以其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洞察和独特的叙事风格，生动地展现了特定时代下社会的众生相和人性的复杂。他的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深入研究师陀的创作困境，对理解现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师陀在创作过程中，始终面临着情感表达与理性思考的平衡难题。一方面，他对故乡、对人性、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厚而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促使他在作品中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关怀，试图展现出人性的美好与复杂；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时代思潮、文学观念以及自身文学追求的影响，需要运用理性的思维对作品进行构思、布局和表达，以传达出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思考。这种情与理的交织，使得他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创作困境。通过剖析师陀的创作困境，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现代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所面临的内在矛盾和外在压力，进而揭示现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师陀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也能够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师陀创作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和重点。在新中国成立前，批评家多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1936年，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引起了大众的关注。随后，刘西渭在评论《里门拾记》时，敏锐地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形象地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后，唐迪文认为其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也是一篇朴素的诗”，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也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建国后到1990年前，师陀研究在初期处于停滞状态，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在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例如，唐弢在1979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唤起了批评家对师陀的重新关注。刘增杰在1984年整理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集结了师陀生平资料、创作自述和评论选编，为师陀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1990年至今，师陀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研究多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在创作论研究方面，唐鑫通过考察其小说创作中的“两次重要的空间转移：中原杞县到繁华都市”，对师陀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和都市题材小说的具体文本解读，观照师陀对乡村和都市的态度，以及对建立合理人性所做的思考，从而还原师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王欣的《师陀论》将师陀创作的整体纳入研究视野，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多角度、多侧面、多专题地对师陀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文学史的纵横坐标系中，凸显出师陀的个性化特征。在艺术风格和文体研究上，刘纳通过对师陀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进行文本细读，认为师陀是个艺术个性很鲜明的作家，其作品有独特的题材领域、观察角度和艺术情趣，具有独特而强烈的美感；解志熙从“生活样式”的角度出发来探寻中国城乡社会形态，并指出师陀的乡土小说呈现出“反田园叙事”的倾向，都市小说展现了“反摩登叙事”的倾向。在意象和诗性研究、乡土小说和还乡书写、比较研究等方面也都有不少成果。

然而，目前国内研究在创作困境探讨上存在一定不足。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师陀作品的主题、艺术风格、意象等方面，对于他在创作过程中面临的情与理交织所导致的创作困境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虽有部分研究涉及到师陀创作中的矛盾和困惑，但未能从情与理的关系这一核心角度出发，全面剖析这种交织状态对他创作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在国外，由于师陀作品的传播范围和翻译程度相对有限，对他的研究相对较少。但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一些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师陀的创作。他们主要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师陀作品中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和独特的文学价值，试图将师陀的创作纳入世界文学的研究范畴。不过，国外研究同样在创作困境的探讨上存在明显不足，对师陀创作中情与理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