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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协商权的法律保障路径

引言

零工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形态，依托互联网平台连接海量劳动者与需求方，形成了灵活多样的用工模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零工经济从业者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通过工会等组织行使集体协商权不同，零工从业者因劳动关系模糊、组织化程度低、协商机制缺失等问题，普遍面临“个体议价能力弱、权益诉求难表达”的困境。集体协商权是劳动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的核心权利，其法律保障不仅关乎零工从业者的劳动尊严，更关系到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劳动关系的平衡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本文从现状分析入手，逐层剖析法律保障的现实困境，最终提出系统性的解决路径。

一、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协商权的基本认知与现实需求

（一）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群体特征与权利内涵

零工经济从业者主要指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短期、灵活、非全日制劳动的劳动者，其核心特征包括：劳动关系从属性弱化，与平台之间多表现为“不完全从属性”或“松散合作关系”；工作形式碎片化，劳动过程依赖算法管理；职业流动性高，从业者与平台的连接具有临时性。集体协商权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指劳动者通过工会或其他代表组织，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的权利。对零工从业者而言，这一权利的行使不仅能提升个体议价能力，更能通过集体行动推动平台规则的透明化、合理化，实现从“被动接受算法规则”到“主动参与规则制定”的转变。

（二）零工经济领域集体协商的现实需求

随着零工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从业者权益受损问题日益凸显。例如，部分平台通过算法压缩配送时间、降低接单单价，导致劳动者工作强度过大、收入不稳定；劳动保护缺失，职业伤害风险高但难以获得工伤保险；信息不对称下，平台规则调整（如抽成比例、奖惩机制）缺乏劳动者参与，引发大量争议。在此背景下，零工从业者对集体协商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平台规则制定，确保算法管理的公平性；二是协商劳动报酬标准，建立与劳动强度、市场行情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三是推动职业保障覆盖，将灵活就业纳入社会保险体系。这些需求的满足，迫切需要法律为集体协商权的行使提供制度支撑。

二、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协商权法律保障的现实困境

（一）法律适用的“身份模糊”困境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以“劳动关系”为核心构建，集体协商权的行使主体限于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然而，零工从业者与平台的关系多被界定为“民事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关系”，未被明确纳入“劳动关系”范畴。这种“身份模糊”导致两个法律障碍：其一，《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关于集体协商的规定（如《劳动法》第三十三条“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无法直接适用于零工从业者；其二，零工从业者难以通过工会等法定组织形式行使集体协商权，因为工会的组建通常以劳动关系为基础。

（二）组织化程度低的“协商主体”困境

集体协商的有效开展需要强有力的劳动者代表组织。但零工从业者的组织化面临三重挑战：一是群体分散性，从业者分布于不同平台、不同区域，难以形成稳定的联系；二是流动性高，从业者可能同时服务于多个平台，或短期内更换平台，导致组织凝聚力不足；三是工会覆盖不足，传统工会多以企业为单位组建，而平台企业的注册地与实际用工地分离，基层工会难以有效吸纳零工从业者。实践中，尽管部分地区尝试组建“外卖骑手工会”“网约车司机联合工会”，但这些组织多为松散型，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和专业的协商能力，难以真正代表从业者与平台平等对话。

（三）协商机制缺失的“程序运行”困境

集体协商的本质是“程序正义”，需要明确的启动条件、协商流程、争议处理等规则。但零工经济领域的集体协商机制存在明显缺失：首先，协商启动缺乏法定依据，平台是否接受协商、协商的范围和方式完全由平台主导，从业者缺乏“强制协商”的权利；其次，协商内容的针对性不足，传统集体协商聚焦于工资、工时等常规事项，而零工从业者更关注算法规则透明化、职业伤害保障等新型议题，现有机制难以覆盖；最后，协商结果的效力不明确，即使达成协议，平台可能以“民事合同”为由拒绝履行，缺乏法律强制力保障。

三、零工经济从业者集体协商权法律保障的路径构建

（一）立法层面：明确主体资格，扩展法律适用范围

法律保障的前提是明确零工从业者的主体地位。建议在《劳动法》或《集体合同规定》中增设“不完全劳动关系”条款，将具有“经济从属性”（如主要收入来源于平台）和“劳动管理从属性”（如接受平台算法调度）的零工从业者纳入集体协商权的主体范围。同时，修改《工会法》中关于工会组建的规定，允许以“行业”“区域”为单位组建零工从业者工会，突破“企业工会”的单一模式。例如，可规定“在平台经济领域，同一行业或同一区域内的零工从业者可自愿联合，经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