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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解协议效力

引言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和解协议作为当事人自主协商达成的纠纷解决方案，既是化解“执行难”的重要机制，也是私法自治与公权力运行相互作用的典型场域。其效力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实现路径、执行程序的推进方向以及司法权威的维护。近年来，随着民事执行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执行和解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履行瑕疵时如何救济”“与原生效法律文书冲突如何处理”等问题的讨论愈发深入。本文将围绕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展开系统分析，从法律性质定位、效力内容解析、实践争议探讨及完善路径建议等维度层层递进，以期为准确理解和适用执行和解制度提供参考。

一、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性质定位：效力认定的逻辑起点

要明确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首先需厘清其法律性质。这一问题不仅是理论争议的焦点，更是实务中判断协议效力层级、确定救济路径的基础。

（一）理论争议：私法契约与诉讼行为的双重属性之争

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性质，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私法契约说”，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就原债权债务关系达成的新的民事合同，其成立、生效、履行等规则应适用《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一般规定。该观点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核心地位，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与普通民事合同并无本质区别，仅因签订于执行程序中而具有特殊的程序关联。

第二种是“诉讼行为说”，主张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其效力来源于诉讼法的规定而非私法自治。例如，当事人通过达成协议主动处分其诉讼权利（如申请中止执行），法院基于此对执行程序作出调整，因此协议的效力应受诉讼法规则约束。

第三种是“混合说”，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同时具有私法契约与诉讼行为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协议内容涉及实体权利义务的变更（如减少债务金额、延长履行期限），需符合私法上的意思表示规则；另一方面，协议的签订会引发执行程序的中止、终结等程序性效果，需满足诉讼法的形式要求（如书面形式、法院备案）。

（二）立法回应：从“任意性约定”到“双重效力”的规范演进

我国立法对执行和解协议性质的界定经历了从模糊到明确的过程。早期《民事诉讼法》仅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原第230条），未明确其法律属性。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和解规定》）出台后，立法态度逐渐清晰：一方面，第1条明确“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协商达成的”协议，强调其私法契约属性；另一方面，第2条至第9条详细规定了协议对执行程序的影响（如中止执行、恢复执行的条件），体现其诉讼行为属性。这种“双重属性”的定位，为理解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提供了立法依据。

（三）实践共识：以双重属性为基础的效力判断框架

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可执行和解协议的双重属性。例如，在某借款合同执行案中，法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既包含双方对原债务履行方式、期限的变更（实体内容），也包含申请执行人同意中止执行的意思表示（程序内容），二者缺一不可。”这一裁判思路表明，判断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需同时考察其是否符合私法上的生效要件（如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诉讼法上的形式要求（如书面形式、法院备案）。若协议仅满足私法生效要件但未告知法院，则无法产生中止执行的程序效力；若协议形式符合要求但实体内容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则可能被认定为可撤销，进而影响其效力。

二、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内容解析：实体与程序的双重维度

基于双重属性的法律定位，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可从实体效力与程序效力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二者相互关联但各有侧重。

（一）实体效力：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与约束

执行和解协议的实体效力，是指其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产生的法律效果，核心在于“变更原债权债务关系”并“创设新的权利义务”。

首先，执行和解协议可变更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内容。例如，原判决要求债务人30日内偿还100万元，双方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债务人6个月内偿还80万元即视为债务履行完毕”，此约定合法有效时，原100万元的债务即变更为80万元，债权人不得再要求债务人按原判决履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更需基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如不得约定“以物抵债但排除其他债权人受偿”）或公序良俗。

其次，执行和解协议可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例如，协议中约定“若债务人未按约定期限偿还80万元，则需额外支付5万元违约金”，此违约金条款即为新增的实体义务。若债务人未履行协议，债权人可依据该条款主张违约金，但需注意违约金金额需符合《民法典》关于违约金过高的调整规则（一般不超过损失的30%）。

最后，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