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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平台经济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部分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数字平台为巩固竞争优势，通过“二选一”行为限制商家多平台经营的现象频发。所谓“二选一”，通常指平台要求合作商家只能选择其一家平台进行交易，不得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同步运营，或通过流量限制、搜索降权、取消优惠等隐性手段迫使商家“站队”。这种行为不仅直接损害商家经营自主权，限制消费者选择权，更可能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阻碍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有效规制“二选一”行为，成为当前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命题。本文将从行为界定、危害分析、现有规制体系、实践难点及完善路径等维度展开探讨，以期为构建更科学的法律规制框架提供参考。

一、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界定与危害

（一）“二选一”行为的典型表现与法律属性

“二选一”行为并非严格法律术语，而是对平台限制商家多归属行为的通俗描述。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一是直接要求商家签署“独家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不得在竞争平台经营；二是通过技术手段间接施压，如对在其他平台经营的商家降低搜索排名、限制流量推送、取消促销活动参与资格；三是利用数据优势实施“差别待遇”，如提高多平台经营商家的佣金比例、缩短结算周期等。从法律属性看，此类行为本质是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通过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方式获取不当利益，可能同时触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等多部法律。

（二）“二选一”行为的多重危害

首先，直接损害商家权益。商家作为市场经营主体，本应享有自主选择交易平台的权利，但“二选一”迫使商家在流量、用户规模与经营成本间艰难权衡。规模较小的商家因缺乏谈判能力，往往被迫放弃其他平台的潜在客户，经营空间被压缩；品牌商家虽可能争取到一定补偿，但长期依赖单一平台将削弱其市场议价能力。其次，限制消费者选择权。多平台经营的商家能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商品选择与更优价格，而“二选一”导致部分商品或服务在特定平台“消失”，消费者需跨平台比价、重复注册账号，增加了交易成本。最后，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平台通过“二选一”将竞争从技术创新、服务质量等维度转向“商家绑定”，抑制了中小平台的成长空间，可能导致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形成“强者愈强”的垄断格局，最终阻碍整个数字经济的创新活力。

二、我国规制“二选一”行为的现有法律体系

（一）《反垄断法》：针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规制

《反垄断法》是规制“二选一”行为的核心法律。该法第22条明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无正当理由限制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实践中，判断“二选一”是否构成垄断行为需满足三个要件：一是平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二是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三是行为无正当理由（如为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平台服务质量等合理理由）。例如，某头部电商平台曾因要求入驻商家“独家合作”被调查，执法机构通过分析平台在相关市场的份额、商家转换平台的难度、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等因素，最终认定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处以高额罚款。

（二）《电子商务法》：针对平台服务协议的禁止性规定

《电子商务法》第35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这一条款直接回应了平台通过协议或技术手段实施“二选一”的行为。与《反垄断法》不同，《电子商务法》不要求平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只要存在“不合理限制”即可规制，扩大了规制范围。例如，某社交电商平台虽市场份额不占绝对优势，但通过修改平台规则，对在其他平台开设店铺的商家征收额外服务费，即可能被认定违反该条款。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针对竞争行为的补充规制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禁止“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部分“二选一”行为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如屏蔽竞争平台链接、干扰商家在其他平台的店铺运营等，此类行为可依据该条款规制。例如，某生活服务平台通过技术接口限制商家同时接入竞争平台的配送系统，导致商家无法同步提供服务，即可能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四）其他规范性文件：细化操作的补充指引

除法律外，相关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细化了规制要求。如《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平台“通过搜索降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等方式，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台的经营行为实施不合理限制”；《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则对“二选一”的“正当理由”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标准等作出具体解释，为执法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

三、当前法律规制实践中的难点

（一）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复杂性

数字平台的“多边市场”特性增加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度。传统反垄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