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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非遗文化漆扇介绍(2篇)

漆扇作为中国传统漆艺与扇文化的结晶，其历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历经汉唐宋元的技艺积淀，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这种以天然大漆为主要材料，集制扇、髹漆、装饰于一体的手工艺术品，不仅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更凝聚着东方美学的独特神韵。福州脱胎漆扇、扬州点螺漆扇、成都漆艺扇等地域流派，通过千年的技艺传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制作体系。以福州漆扇为例，其工艺始于唐代，成熟于宋代，明清时期成为贡品，至今仍保留着“制骨、裱褙、髹漆、装饰”四大核心工序，其中“脱胎”技法更是将漆艺的轻巧坚韧发挥到极致——以细竹为骨，多层裱褙夏布，反复髹涂生漆与瓦灰调和的漆灰，待干透后打磨至薄如蝉翼，成品扇骨轻若鸿毛，却能承受数十次折叠而不断裂。

漆扇的制作工艺堪称中华手工技艺的活化石，仅基础工序就多达三十余道。制扇骨需精选多年生毛竹或檀香木，经蒸煮、晾晒、脱脂等工序去除水分，防止日后变形开裂；髹漆环节讲究“三底六面”，即底漆需髹涂三遍，每遍之间需以细砂纸打磨平整，再用生漆调和金粉、银粉或矿物颜料，通过“平脱”“犀皮”“彰髹”等技法形成不同的肌理效果。扬州漆扇的“点螺”工艺尤为精妙，匠人需将贝壳研磨成细如发丝的螺钿片，按照图案轮廓一点点镶嵌于漆胎之上，在不同光线折射下呈现出“随光变色”的奇幻效果，这种技法在明代《髹饰录》中被称为“螺钿作”，工序之繁密，一件精品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才能完成。

漆扇的装饰题材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密码，从宋代文人扇面的“诗书画印”一体，到明清宫廷扇的“吉祥寓意”，无不折射出时代的审美风尚。宋代漆扇多以水墨山水为主题，采用“漆书”技法将书法与漆艺结合，扇骨刻有黄庭坚、米芾等名家书迹，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上的纹样，与同期出土的漆扇残件纹饰高度相似，印证了中日漆艺交流的渊源。明代晚期的“乌木漆骨扇”则盛行“百层雕漆”，在不足一毫米厚的漆层上雕刻出“八仙过海”“岁寒三友”等立体图案，每层漆色不同，层层递进形成浮雕效果，这种工艺在清代《大清会典》中被列为“内府造办处”的核心技艺之一。

当代漆扇传承面临着技艺断层与市场萎缩的双重挑战，但也涌现出一批坚守传统的匠人。福州漆艺传承人郑益坤将“薄螺钿”与“漆画”结合，创作的《百鸟朝凤》漆扇在2019年巴黎世艺会上引发关注；扬州非遗传承人张来喜复原了失传百年的“漆砂砚扇”，将扇骨内部掏空制成砚台，集“扇、砚、墨”功能于一体，这种创新既保留了传统技艺，又赋予了实用价值。在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年轻学者们运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古代漆扇的颜料成分，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漆色数据库”，为传统技艺的科学化传承提供了新路径。

漆扇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工艺本身，更在于它作为“流动的文物”所承载的生活美学。在江南园林的茶席上，一把漆扇既是纳凉工具，又是席间雅器，扇面题字与园林景致相映成趣；在日本茶道仪式中，“唐扇”作为重要的礼仪道具，其形制仍保留着唐代漆扇的特征。2024年杭州亚运会期间，组委会推出的“漆扇文创礼盒”，将良渚玉琮纹样与现代简约设计结合，成为中外嘉宾争相收藏的文化符号，这种“传统元素现代表达”的尝试，为漆扇非遗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从考古发现来看，漆扇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其髹漆工艺与早期漆扇的制胎技术一脉相承。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铜柄漆扇”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被发现，扇骨为青铜错金，扇面髹涂黑漆，上绘云雷纹，证明此时漆扇已从实用器向礼器转变。汉代“长柄羽扇”盛行，《西京杂记》记载赵飞燕“身轻能为掌上舞，常执七华扇”，这里的“七华扇”即为七层髹漆的彩绘扇，扇面以“云母粉”调和漆料，在阳光下呈现七彩光晕。

不同地域的漆扇形成了独特的技艺谱系，福州漆扇以“脱胎轻巧”著称，其关键在于“裱褙”工序采用福州特产的“夏布”，这种以苎麻织成的布料纤维细长，与生漆结合后形成极强的附着力；成都漆扇则善用“雕填”技法，在漆胎上雕刻花纹后填入彩漆，再经打磨推光，纹样与漆面浑然一体，清代《成都竹枝词》中“青羊宫前卖扇市，雕填漆扇最精工”的诗句，描绘的正是这种盛况。广东阳江的“漆画扇”则融合了岭南画派的色彩风格，以“撞色”技法表现热带花卉，在民国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

漆扇的制作工具蕴含着古人的造物智慧，从“漆刮”“漆刷”到“雕刀”“磨石”，每一件工具都经过匠人精心改造。福州漆匠使用的“牛角漆刮”，需将水牛角反复蒸煮软化后削制成形，刃口薄如刀片却富有弹性，能均匀刮涂漆灰；“丝绵刷”则以陈年蚕丝制成，确保髹漆时不留下刷痕。这些工具的制作技艺本身也成为非遗的一部分，如扬州“螺钿刀”的制作，需经过“锻打”“淬火”“开刃”等十二道工序，刀刃硬度达到洛氏60度以上，才能切割坚硬的贝壳。

漆扇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文人雅士的“怀袖雅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