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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标方串通的法律责任认定要件

引言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招标投标制度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机制，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筛选最优交易对象。然而，竞标方串通行为却像“毒瘤”般侵蚀着这一制度的根基——多个竞标方通过私下协商达成利益同盟，人为操控竞争结果，不仅破坏市场秩序、抬高交易成本，更可能导致公共资源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法律责任的准确认定是遏制此类行为的关键，但实践中因串通行为的隐蔽性、主观意图的复杂性及损害结果的多样性，司法与行政认定常面临挑战。本文将从行为要件、主观要件、结果要件及责任类型四个维度，系统解析竞标方串通法律责任的认定逻辑，为实务操作提供理论支撑。

一、行为要件：串通行为的客观表现与识别标准

要认定竞标方的法律责任，首先需明确其是否实施了“串通”这一核心行为。法律意义上的“串通”并非简单的“交流”或“接触”，而是具有特定指向性的协同行动，其表现形式既包括公开的“明码约定”，也涉及隐蔽的“默契配合”。

（一）典型串通行为的表现形式

典型串通行为是指实践中常见、特征明显的协同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报价协同”。例如，多个竞标方在投标前约定由某一方以低价中标，其他方则以高于约定价的报价陪标；或通过“轮流坐庄”模式，按约定顺序由不同主体中标，确保各方均能分得项目利益。这种行为直接破坏了报价的独立性，使得招标方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合理价格。

第二类是“信息共享”。竞标方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其他方的投标文件内容，如技术参数、服务方案等，进而调整自身标书以提高中标概率；或共同委托同一第三方机构编制投标文件，导致不同标书出现高度雷同的技术方案、错别字甚至排版错误，这种“同质化”特征常成为行政监管或司法审查的关键证据。

第三类是“资质造假”。部分竞标方为满足招标条件，会串通借用或伪造资质证书，例如A公司无相应资质，B公司与A公司约定由B公司出借资质并协助制作虚假材料，A公司中标后向B公司支付“资质使用费”。此类行为不仅违反资质管理规定，更直接导致招标方选择到不具备履约能力的主体。

（二）隐蔽串通行为的识别难点

相较于典型串通，隐蔽串通行为更具迷惑性，常以“正常商业合作”“行业惯例”等名义掩盖真实目的，识别时需结合多维度证据综合判断。

一种常见的隐蔽形式是“暗箱协调”。例如，竞标方通过非直接联络方式（如中间人传话、社交平台隐晦沟通）约定分工，表面上各竞标方独立投标，实则在技术参数设置、服务范围划分上形成互补，确保某一方因“全面响应需求”而中标。这种情况下，单独审查某一方的标书可能无异常，但对比多份标书的技术参数覆盖范围、服务内容细节，可发现“此缺彼补”的协同痕迹。

另一种是“利益补偿”。竞标方在投标阶段不直接约定中标方，而是通过事后补偿实现利益分配，如未中标的一方在项目实施阶段以供应商、分包商身份参与，获得远超市场价格的补偿款。此类行为的认定需延伸审查中标后的履约环节，通过资金流向、合同履行主体等证据链，还原串通的真实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部分串通行为转向线上，例如利用加密聊天工具、虚拟货币支付补偿款等，这对监管部门的技术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实践中，监管机构通常会结合IP地址关联、设备信息共享、异常资金流动等电子数据，辅助判断是否存在隐蔽串通。

二、主观要件：串通故意的认定逻辑与证明标准

仅有客观行为不足以构成法律责任，还需证明竞标方存在“串通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破坏招标投标秩序，仍积极追求或放任该结果发生。主观故意的认定是实务中的难点，需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行为背景及事后表现综合判断。

（一）直接故意的认定标准

直接故意是指竞标方明确约定串通内容，并积极实施协同行为。例如，竞标方通过书面协议、录音录像等形式明确“由某方中标，其他方配合报价”，或在聊天记录中直接讨论“如何设置陪标价格”，此类情形因存在直接证据，主观故意较易认定。

司法实践中，若能证明竞标方存在以下情形，可推定其具有直接故意：一是曾有过类似串通行为的历史记录，说明其对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二是参与串通的人员为公司核心管理层（如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其决策行为直接代表公司意志；三是在招标公告发布后短时间内即完成“报价协商”，超出正常投标准备所需时间，反映出行为的针对性。

（二）间接故意的司法实践

间接故意是指竞标方虽未明确约定串通内容，但对可能产生的串通后果持放任态度。例如，某行业内多家企业长期存在“默契”——新进入者若想参与投标，需主动联系“老玩家”并接受“报价指导”，否则可能被联合排挤。此时，新进入者虽未与“老玩家”签订书面协议，但基于对行业潜规则的认知，仍按照“指导价格”投标，即构成间接故意。

认定间接故意需重点考察行为人的“注意义务”。根据《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规，竞标方负有“独立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