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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下印度对外政策调整与中国应对

引言

近年来，“印太”概念从学术讨论逐步演变为国际政治舞台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全球权力格局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国、日本等国先后推出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旗号的战略框架，试图重构区域秩序。作为印度洋与太平洋连接地带的关键节点，印度凭借其地缘位置、人口规模和经济潜力，成为各方争夺的重点对象。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对外政策呈现出显著的调整特征：既试图借助外部力量提升国际话语权，又坚持“战略自主”底线；既强化与传统伙伴的合作，又拓展新兴领域的多元互动。这种调整不仅深刻影响印度自身的发展路径，更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区域合作布局产生复杂影响。本文将从印度政策调整的动因、表现及对中国的影响入手，系统探讨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印度对外政策调整的多重动因

印度对外政策的演变是内外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印太战略的兴起为其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窗口，而印度自身的发展诉求与安全焦虑则构成了政策调整的内在驱动。

（一）国际格局变动的外部压力

冷战结束后，全球权力结构从“单极主导”向“多极竞争”加速转型。美国虽仍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但其对亚太事务的直接干预能力因国内政治分裂、经济负担加重而有所下降；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则引发部分国家的战略疑虑。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印太战略”，试图通过拉拢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构建“制衡网络”，抵消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印度敏锐捕捉到这一战略机遇——通过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框架，既能获得先进军事技术、经济援助等实际利益，又能借助大国博弈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例如，美国在近年来的美印外长防长“2+2”对话中，不仅承诺向印度转让无人机、战斗机等军事装备技术，还支持印度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诉求，这些都契合了印度“大国外交”的目标。

（二）区域安全环境的现实挑战

印度的安全关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印度洋的主导权竞争。印度洋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和贸易通道，印度长期将其视为“后院”，但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港口合作项目（如汉班托塔港、科伦坡港城）被印度解读为“珍珠链战略”，引发其对“海上包围”的担忧。二是陆地边界的领土争议。印度与中国在藏南、阿克赛钦等地的边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近年来边境地区的摩擦时有发生；同时，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持续升温，需要外部支持以平衡压力。在此背景下，印度希望通过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安全合作，形成“多向牵制”的战略态势——既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提升海上威慑能力，又通过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冲中国在南亚的经济影响力。

（三）国内发展需求的内在驱动

印度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根据国际机构预测，印度有望在未来十年内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其发展面临基础设施落后、产业链不完善、就业压力大等问题。莫迪政府提出的“自足印度”（AatmanirbharBharat）计划，核心是通过吸引外资、推动制造业升级实现经济自主。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区域合作机制（如美国主导的“蓝点网络”、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为印度提供了新的资金和技术来源。例如，日本近年来大幅增加对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铁路、港口投资，美国则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印度半导体、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建设。这些合作既能满足印度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又能通过引入多元外部力量降低对单一国家（如中国）的经济依赖——印度在2019年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分原因正是担忧中国商品冲击本土产业。

二、印度对外政策调整的主要表现

在多重动因驱动下，印度对外政策呈现出“战略自主下的多元平衡”特征，具体体现在安全合作、经济互动、多边外交三个维度的调整。

（一）安全领域：从“不结盟”到“有限结盟”的策略转变

传统上，印度坚持“不结盟”外交原则，避免深度卷入大国军事同盟。但在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的安全合作范围和深度显著扩展。一方面，印度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从“功能性协作”转向“机制化绑定”。两国签署了《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基本军事信息共享协议》（BECA）三大军事合作协议，实现了军事基地互用、情报实时共享、武器系统兼容等突破。2023年，美印联合军演首次在印度东北部靠近中印边境的地区举行，针对性意味明显。另一方面，印度积极参与“四边机制”（QUAD）框架下的安全协作。QUAD从最初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发展为包含联合军演、海上安全合作、疫苗援助等多领域的机制化平台，印度通过参与其中，既提升了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话语权，又借助美国的支持增强对中国的战略制衡能力。

（二）经济领域：“向东看”升级为“向东行动”的务实转向

印度的“东向政策”（LookEastPolicy）自1991年提出以来，经历了从政治接触到经济合作的演变。2014年莫迪政府将其升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