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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致人损害责任认定及案例

引言

道路是城市运行的“血管”，道路施工则是保障交通系统健康的重要手段。但在施工过程中，因防护措施不到位、警示标识缺失等问题引发的人身或财产损害事件屡见不鲜。此类纠纷的核心在于如何准确认定责任主体与责任范围——是施工方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还是管理方监管失职？亦或是受害人自身存在过错？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受害者的权益救济，更直接影响施工行为的规范与公共安全的维护。本文将结合法律规定与典型案例，系统梳理道路施工致人损害责任认定的逻辑框架，为理解此类纠纷提供实践指引。

一、道路施工致人损害责任认定的法律基础

道路施工致人损害属于特殊侵权责任范畴，其法律适用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核心，结合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规则展开。明确法律依据是责任认定的起点，也是判断各方行为合法性的标尺。

（一）核心法条：《民法典》第1258条的规范解读

《民法典》第1258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款确立了道路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的两大规则：

其一，针对“施工行为”的过错推定责任。法律要求施工人主动证明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设置明显标志、采取安全措施），若无法证明则直接推定其存在过错，需承担赔偿责任。此处的“明显标志”需满足“足以引起一般人注意”的标准，如夜间需设置反光标识、雨天需增设防滑提示；“安全措施”则包括设置围挡、封闭施工区域、安排专人疏导等具体防护行为。

其二，针对“地下设施”的管理责任。窨井、管道等地下设施致损时，责任主体为“管理人”（通常为市政部门或产权单位），管理人需自证已尽到日常巡查、维护、修复等管理职责，否则需担责。例如，窨井盖因老化破损未及时更换导致行人坠落，管理人若无法证明定期检查记录，则需承担赔偿责任。

（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的补充适用

除《民法典》外，《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规进一步细化了施工方的义务。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规定：“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施工作业完毕，应当迅速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经道路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符合通行要求后，方可恢复通行。”这一条款从审批程序、警示设置、施工后清理等环节对施工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若施工方违反上述程序（如未取得审批擅自施工），将直接成为认定其过错的重要依据。

二、道路施工致人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责任认定需满足“行为违法性—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要件，但因道路施工责任适用过错推定规则，其构成要件的判断逻辑与一般侵权略有不同。

（一）行为违法性：未履行法定安全保障义务

施工方的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未按法律规定设置明显标志或采取安全措施。例如，某施工队在夜间修复道路时仅放置“前方施工”的简易木牌，未设置反光锥桶和照明设备，即属于未履行“明显标志”义务；又如，施工结束后未及时清理路面遗留的钢筋，导致车辆爆胎，属于未履行“安全措施”义务。需注意的是，若施工方已采取常规防护措施（如设置标准围挡和警示灯），但因不可抗力（如突发强风刮倒围挡）导致损害，此时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可排除责任。

（二）损害结果：人身或财产的实际损失

损害结果需是现实发生的、可量化的损失，包括人身伤害（如骨折、脑震荡）和财产损失（如车辆损坏、衣物破损）。例如，行人因踩到未覆盖的施工坑洞导致脚踝骨折，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属于直接损失；若因受伤无法履行劳动合同导致的收入减少，属于间接损失，亦可纳入赔偿范围。需强调的是，精神损害赔偿在道路施工致损案件中适用较为谨慎，通常仅在受害人遭受严重精神痛苦（如因毁容导致抑郁）时才可能被支持。

（三）因果关系：施工行为与损害结果的直接关联

因果关系需满足“若无则不”的判断标准，即“若施工方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损害结果是否可以避免”。例如，行人在夜间因未看到施工警示标志坠入坑洞，若施工方已设置符合标准的反光标识，行人本可避免损害，则施工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若行人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如醉酒后闯入封闭施工区域），则可能减轻施工方的责任，但需结合具体案情判断。

（四）主观过错：法律推定的过错

在过错推定规则下，施工方的主观过错无需受害人举证，而是由法律直接推定。施工方若要免责，需证明以下两点之一：其一，已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如提供警示标志的设置照片、监理单位的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