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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笞杖刑罚公开性的威慑仪式与社会记忆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笞杖刑罚，作为中国古代五刑体系的基石，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公开性远非一种随意的安排，而是一项经过精心设计的国家治理技术。本研究旨在剖析笞杖刑罚的公开性如何作为一种威慑仪式而运作，并探讨这种仪式如何被编码为社会记忆，从而实现对社会秩序的长效维护。

本研究采用历史学、法社会学与仪式理论相结合的跨学科范式，通过对历代法典、官箴、地方志及通俗文学等文本的系统性分析，重构这一公开惩戒的剧场及其意义生产机制。研究发现，公开的笞杖刑罚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符号化的国家权力展演。它通过特定的空间（如衙署门口、市集）、演员（官、役、犯、众）与脚本（如宣判、喝杖），将抽象的法律铭刻在受刑者的身体之上。这一仪式的核心功能，不仅在于对个体的肉体惩罚，更在于通过示众和去衣等手段，将其转化为一种深刻的社会性羞耻，从而激活旁观者的道德共识与政治恐惧。这种以痛与耻为核心的感官冲击，超越了刑罚的即时性，被通俗文学、民间谚语等媒介反复编码和传播，最终内化为一种关于国家权力不容侵犯的、具象化的社会记忆，构成了前现代社会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预防性治理模式。

关键词：笞杖；公开性；威慑仪式；社会记忆；身体政治；法律儒家化

二、引言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法律文明史中，五刑——笞、杖、徒、流、死——构成了国家刑罚权力的基本框架。其中，笞刑与杖刑，即以竹板或木条对罪犯的背、臀、腿等部位进行击打，是整个刑罚体系中适用最广、频率最高的基础性惩罚。从《尚书》中的扑作教刑到唐律的笞杖五等，再到明清时期的发落与堂讯，笞杖不仅是针对轻微罪行的法定刑，更常常作为一种折辱手段，附加于其他重刑之上。它构成了帝制晚期国家权力与普通民众身体之间最常规、最直接的触点。

然而，在汗牛充栋的法律史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笞杖刑罚的公开性——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其深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未得到充分的挖掘。传统的法律史研究，多聚焦于笞杖的法条演变、刑具规格、折算规则及其在不同朝代的存废之争。这些研究清晰地勾勒了其法典层面，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实践层面。笞杖的执行，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在幽暗的牢狱中秘密进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衙署门口、县衙大堂乃至人流穿梭的市集。这种公开示众的安排，其意义何在？

如果说死刑的公开展示（如斩首、凌迟）是一种主权者的恐怖奇观，旨在以极致的暴力彰显皇权的绝对性，那么，笞杖这种非致命性的日常惩罚，其公开性的逻辑又在何处？它所要展示的，仅仅是杀鸡儆猴式的简单威慑吗？当看与被看成为刑罚的核心环节时，这种观看的政治社会学意涵是什么？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古代笞杖刑罚的公开性，如何在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中，被建构成一种具有特定程序、空间和符号意义的威慑仪式？这一仪式如何通过对个体身体的公开规训（既包含痛感也包含耻感），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最终，这种反复上演的惩戒剧场，又是如何超越其即时性的威慑效果，被编码为一种持久的社会记忆，从而内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规范与政治服从意识？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将公开笞杖从一个单纯的法条执行事件，提升为一个文化-政治现象进行分析。本文试图论证，公开笞杖是前现代国家一种精妙的身体政治与记忆政治技术。它以仪式为中介，成功地将国家的法律-伦理规范，转译为民众的感官-情感体验，最终将其固化为一种集体记忆，从而以最低的治理成本，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控制。本文将首先回顾相关文献，确立本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阐明本研究的分析方法；再次，将从仪式展演、羞耻机制和记忆编码三个层面，深入剖析公开笞杖的运作逻辑及其长效影响；最后，总结其在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议题——古代笞杖刑罚公开性的威慑仪式与社会记忆——坐落于法制史、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交叉地带。对相关领域文献的梳理，可以清晰地标定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与创新空间。

首先，在中国法制史领域，学者们对笞杖刑罚的研究已然十分深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制度史层面。例如，学者们详细考证了五刑体系的源流，明确了笞、杖作为轻刑的法律地位。从汉景帝肉刑改革到隋唐五刑的确立，再到明清法典中关于笞杖刑具、受刑部位、折算办法（如折赎）的精细规定，制度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文本基础。此外，亦有学者关注笞杖刑在司法实践中的异化，如非刑、滥刑以及堂讯中作为法外之刑的普遍存在。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精确地复原了法典上的笞杖。然而，其局限性在于，它们往往将刑罚的执行——特别是其公开性——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程序，而未能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和治理技术来进行符号学与社会学的分析。换言之，法制史学者出色地回答了罚什么和怎么罚（法条层面），但对为什么这样罚（社会功能层面）的探讨尚显不足。

其次，在西方社会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视域中，对惩罚的展演性和仪式性的探讨，为本研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