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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猥亵罪加重情节

引言

强制猥亵罪是我国刑法中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罪名，其核心在于通过刑事制裁遏制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实施的猥亵行为，维护公民的性自主权与人格尊严。在司法实践中，强制猥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发生在私密空间、针对单一对象且未造成严重后果；有的则涉及多人参与、发生在公共场合或造成被害人长期心理创伤。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强制猥亵行为规定了加重处罚情节，将法定刑从“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提升至“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文围绕强制猥亵罪的加重情节展开，从法律依据、具体类型、司法认定要点及实践难点等维度深入分析，以期为理解该罪名的适用提供参考。

一、强制猥亵罪加重情节的法律依据与立法逻辑

（一）刑法条文的明确规定

我国《刑法》第237条对强制猥亵罪的量刑标准作出了分层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规定明确将“聚众”“在公共场所当众”“其他恶劣情节”三类情形作为加重处罚的法定事由。其中，前两类属于列举式规定，第三类属于兜底条款，体现了立法者对具体情形的精准覆盖与对复杂现实的弹性应对。

（二）加重情节的立法目的

加重情节的设置并非简单提高刑罚强度，而是基于对法益侵害程度的严格评估。强制猥亵行为本身已侵犯公民的性自主权，但当行为具备“聚众”“公共场所当众”等情节时，其危害性呈现多重叠加：一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如在公共场合实施猥亵会导致被害人承受更严重的社会评价压力，心理创伤可能持续数年甚至伴随终身；二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聚众实施或在公共场所实施的猥亵行为，会直接冲击公众对安全环境的信赖，引发社会恐慌；三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深，此类行为人往往无视法律与道德约束，甚至以“挑战社会底线”为目的，再犯可能性更高。因此，通过加重处罚，既能实现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也能强化对潜在犯罪人的威慑。

二、强制猥亵罪加重情节的具体类型与认定要点

（一）“聚众”型加重情节

“聚众”是刑法中常见的加重情节表述，但具体到强制猥亵罪，其认定需明确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聚众”的人数标准，二是参与者的行为性质。

从人数标准看，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聚众”一般指三人以上（含三人），且包括首要分子与积极参与者。需要注意的是，“三人”是否包含行为人本人？司法实践中通常持肯定态度，即只要现场参与实施或协助实施猥亵行为的人数（包括行为人）达到三人或以上，即可认定为“聚众”。例如，甲纠集乙、丙两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三人分工配合，甲按住被害人、乙实施猥亵、丙在旁协助控制，此时三人构成“聚众”。

从行为性质看，“聚众”要求参与者的行为与猥亵行为存在直接关联。若部分参与者仅为围观或起哄，未实际参与控制被害人或实施猥亵行为，是否计入“聚众”范围？这需结合具体案情判断。若围观者的起哄行为对行为人起到精神鼓励作用（如喊“快点”“别怕”），客观上强化了猥亵行为的实施，则可视为“聚众”的组成部分；若仅为无关人员偶然聚集，则不宜认定。例如，在某案例中，行为人纠集两名朋友“帮忙壮胆”，三人虽未全部直接实施猥亵，但两人通过言语威胁控制被害人，最终法院认定构成“聚众”加重情节。

（二）“在公共场所当众”型加重情节

“公共场所当众”是另一类典型的加重情节，其认定需同时满足“公共场所”与“当众”两个要件。

首先，“公共场所”的范围需结合社会一般认知与功能属性界定。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规定，公共场所通常指面向不特定多数人开放、供公众活动的场所，如商场、地铁、公园、学校操场、医院大厅等。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场所虽具有一定封闭性（如餐厅包间、KTV包厢），但若其功能是面向公众提供服务且人员流动具有不特定性，是否属于“公共场所”？司法实践中对此持审慎态度，一般要求场所具有“开放性”，即不特定人员可自由进入或停留。例如，餐厅包间若仅对特定顾客开放，且通过关闭房门与外界隔离，则不宜认定为公共场所；而商场试衣间虽相对封闭，但因顾客可能随时进出，仍可能被认定为公共场所。

其次，“当众”的认定需关注行为的公开性与“在场人员”的认知。“当众”不要求所有在场人员都实际看到或感知到猥亵行为，只要行为在客观上处于不特定或多数人可能感知的状态即可。例如，在地铁早高峰时段，行为人对身边女性实施猥亵，即使周围乘客因拥挤未直接看到具体动作，但根据常理可推断行为处于“可能被感知”的公开状态，应认定为“当众”。此外，若在场人员为行为人的同伙（如“聚众”情形中的其他参与者），是否属于“当众”？通说认为，“当众”中的“众”指不特定或多数的无关人员，行为人的同伙属于共同犯罪人，不能视为“当众”中的“众”。例如，甲纠集乙、丙在封闭仓库内猥亵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