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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安宁疗护护士临终患者关怀服务工作心得体会(2篇)

（一）

2025年的春天，我在安宁疗护病房见到了78岁的退休教师陈老先生。他因晚期胃癌入院时，骨瘦如柴的手指还紧紧攥着泛黄的教案本。最初的两周，他拒绝进食，拒绝与人对视，只是反复用铅笔在纸上写遗憾二字。我们没有急于进行营养支持，而是每天抽一小时坐在他床边，听他断断续续讲述教学生涯里的遗憾：当年因体罚学生导致那个孩子转学，退休前没能评上特级教师，还有对老伴儿多年的亏欠。第三周的清晨，他突然把教案本推给我，指着其中一页说：帮我给那个叫李明的学生写封信，就说老师当年错了。

那天下午，我们通过教育局找到了已是企业家的李明。视频通话时，陈老先生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当电话那头传来李老师，我早就不怪您了，老人颤抖着说出对不起，泪水浸湿了枕巾。这个瞬间让我深刻体会到，安宁疗护的核心不仅是缓解疼痛，更是帮助生命完成最后的和解。之后的日子里，陈老先生开始配合进食，甚至会给我们讲他教过的最调皮的学生的故事。临终前三天，他让女儿把教案本里的诗抄在宣纸上，贴在病房墙上反复诵读，那些曾经的遗憾，终究化作了生命最后的光。

在陪伴张阿姨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如何与沉默对话。这位患胰腺癌的艺术家从入院起就很少说话，只是每天用手指在床单上画着什么。我们尝试过音乐疗法，请来了她的老同事演奏小提琴，当《梁祝》响起时，她眼角滑落的泪珠让家属都感到惊讶。后来我发现她总盯着窗外的玉兰树，便找来素描本放在她枕边。那天夜班查房，我看见她用尚能活动的左手画了一朵含苞待放的玉兰花，旁边歪歪扭扭写着给囡囡留着。原来她的孙女即将出生，她想画完最后一幅画作为礼物。我们联系了美术老师，每天指导她用最简单的线条勾勒。当她的孙女满月时，那幅装裱好的松鹤图被送到了婴儿床边，虽然线条已经颤抖不稳，但每个笔触都饱含着生命的延续。这个过程让我明白，安宁疗护需要创造表达的桥梁，有时候艺术比语言更能抵达心灵深处。

面对90后患者小林时，我第一次感到传统安宁疗护方案需要突破。这个患骨肉瘤的街舞老师拒绝穿病号服，坚持要在病房播放电子音乐。我们打破常规，允许他的朋友每周来病房跳一次街舞，甚至帮他们把输液架改造成临时舞蹈道具。小林在最后一次清醒时说：我不要别人看见我化疗掉头发的样子，我要他们记住我旋转时带起的风。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护理观念。之后我们在病房设立了青春角,收集年轻患者喜欢的音乐、漫画和游戏设备，让临终关怀不再只有消毒水的味道。当小林的追悼会上播放病房街舞视频时，我忽然懂得，尊重患者个性化的生命表达比刻板的护理流程更为珍贵。

家属的心理支持往往比患者护理更复杂。王伯伯去世那天，他的儿子突然跪在地上哭喊都是我害了您，原来老人确诊后曾想放弃治疗，但儿子坚持手术。我们启动了哀伤辅导机制，每周组织家属互助会。三个月后，这位儿子在分享会上说：我现在才明白，爸爸不是害怕手术，是怕拖累我还房贷。这种迟来的理解让我意识到，安宁疗护应该延伸到家属的长期心理重建。我们建立了生命记忆库，帮助家属整理患者遗物，录制口述历史，制作纪念相册。有位阿姨在整理丈夫的工作笔记时，发现每一页边角都写着她的名字缩写—这些被日常忽略的细节，成了家属疗愈伤痛的良药。

在处理多子女家庭的矛盾时，我学会了用生命回顾化解分歧。李奶奶临终前，三个子女因是否继续鼻饲争论不休。我们没有直接给出医疗建议，而是组织了一场家庭会议，请每个人讲述与母亲最难忘的记忆。当大儿子说起小时候母亲背着他走十几里山路看病时，小女儿突然哭着说：妈现在插满管子的样子，跟当年背我时的背影重叠了。这场对话让所有人意识到治疗方案应该遵从患者曾经的生活态度—李奶奶生前是个爱整洁、怕麻烦别人的人。最终子女们一致决定撤掉鼻饲，改为舒适护理。这个案例教会我，家庭矛盾的本质往往源于爱的错位表达，如果能引导家属从生命整体视角看待当下抉择，很多分歧都会迎刃而解。

疫情后时代催生的心身症状让护理变得更加立体复杂化。去年接收的刘先生患有严重的幸存者内疚症候群，作为车祸唯一幸存者，他拒绝任何治疗，认为自己不配活着。我们创新引入了叙事护理，每天请他讲述遇难同事的故事，然后整理成纪念册送给遇难家属。当一位遇难同事的女儿写信感谢他记得父亲爱吃茴香馅饺子时，刘先生第一次主动要求进食。这个案例促使科室建立起创伤后心理干预小组，将安宁疗护服务提前介入重大事故幸存者的康复期—有时候挽救生命不仅需要药物治疗，更需要重建生命价值感。

在安宁疗护这个特殊战场，护士常常要扮演多重角色。既是疼痛管理师，精确计算镇痛药物剂量到小数点后两位；又是心理治疗师，能从家属颤抖的指尖判断焦虑等级；还是社会活动家，为无人照顾的患者联系公益组织；更要成为生命教育者，在病房开展死亡咖啡馆活动。记得有位母亲带着7岁孩子来探望临终的爷爷，孩子问爷爷为什么睡不醒,我们没有回避，而是用病房里的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