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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徒没签合同

李明第一次走进那家位于老城区巷弄里的木工作坊时，清晨的阳光正斜斜地穿过雕花窗棂，在积着薄尘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作坊主人老陈叼着烟斗打量他，手里摩挲着一块刚刨好的胡桃木，纹理在光线下像极了凝固的水波。管吃住，每月八百。老陈吐出烟圈，烟灰落在工装裤膝盖处磨出的破洞里，想学真本事就得熬，前三年别想着赚钱。李明用力点头，将背包里的被褥往墙角一放，就算在这座陌生城市落下了脚。

那年他十七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揣着母亲塞的皱巴巴的五百块钱，跟着同乡的介绍来到这家陈氏木艺。作坊里弥漫着松节油和木屑混合的气味，六七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学徒挤在二楼阁楼，晚上翻身都得小心翼翼。老陈是远近闻名的木匠，据说祖上给宫里打过家具，手里的刨子用了三十年，刨出来的木花能像面条一样垂落三尺不断。李明觉得能跟着这样的师傅学艺是天大的福气，至于签合同的事，他根本没往心里去——在老家，拜师学艺都是递杯茶磕个头的事，哪听说过还要写字据。

第一个月的日子在单调的重复中流逝。天不亮就得起床生炉子，用碱水擦洗满是油污的工作台，然后蹲在院子里打磨老陈前一天做好的半成品。砂纸从粗到细换了十二种，手掌磨出的水泡破了又结，结痂处后来变成厚厚的茧子，摸上去像老树皮。中午跟着师傅们吃大锅饭，白菜土豆炖粉条，偶尔能见到几片肥肉。晚上收工后，学徒们挤在阁楼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学习刨料，直到老陈的咳嗽声从楼下传来才敢熄灯。

第三个月的一天，李明在处理一批酸枝木时走神，刨子猛地打滑，锋利的刃口在左手食指上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鲜血瞬间涌出来，染红了正在加工的木料。他疼得浑身发抖，老陈却只是瞥了一眼，从抽屉里翻出半瓶紫药水扔过来：自己处理下，这点伤都受不了，趁早卷铺盖回家。那天晚上，李明咬着牙用酒精消毒，疼得眼泪直流。同屋的王磊偷偷塞给他半板止痛片，压低声音说：去年冬天，小张哥锯掉半根手指，老陈也就给了五十块钱让他自己去诊所包扎。李明摸着缠着纱布的手指，第一次在深夜里睁着眼到天亮，阁楼的房梁上，几只老鼠窸窸窣窣地跑来跑去。

秋末的暴雨连下了三天，作坊的屋顶开始漏雨。老陈让几个学徒爬上屋顶修补，李明踩着湿滑的瓦片往上爬时，脚下突然一滑，整个人摔了下来。万幸被院子里的柴火堆缓冲了一下，只是右腿骨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打着石膏的腿，李明第一次鼓起勇气问老陈要医药费。老陈把一沓皱巴巴的零钱摔在床头柜上，脸色铁青：我供你吃供你住，你自己不小心摔的，还敢跟我要钱？那沓钱数下来只有一千二，连住院押金的一半都不够。李明给家里打电话时，母亲在那头哭着说要过来，被他拦住了——他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

出院后李明拄着拐杖回到作坊，发现自己的铺盖被扔到了院子里。老陈坐在太师椅上抽着烟：你这样干不了活，占着地方。李明看着自己还没消肿的腿，突然想起刚来时看到的那块胡桃木，此刻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半成品的梳妆台，抽屉的暗榫严丝合缝，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默默地捡起被褥，一瘸一拐地走出那条熟悉的巷弄，雨水混着什么温热的液体从脸上滑落。

在桥洞下蜷缩了两天后，李明遇到了在劳务市场认识的老赵。这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听完他的遭遇，从怀里掏出个磨破边的小本子：你这情况我见多了。本子里夹着一叠泛黄的报纸，上面刊登着各种维权案例。老赵告诉他，就算没签合同，只要能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照样可以去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李明半信半疑地跟着老赵来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耐心地记录着情况，当听到每月八百没有休息日受伤不给医药费时，眉头越皱越紧。

取证的过程异常艰难。老陈矢口否认李明是他的学徒，说只是看他可怜收留的流浪汉。之前的工友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在老陈的威逼利诱下改了口。就在李明快要放弃的时候，王磊偷偷联系了他，塞给他一本考勤记录和几张工资条——那是他趁老陈不注意从抽屉里抄出来的。更意外的是，当初介绍李明来作坊的同乡，竟然愿意出庭作证。开庭那天，李明第一次穿上了借来的西装，尽管裤腿因为石膏还显得有些臃肿。当仲裁员宣布老陈需要支付医药费、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工伤赔偿共计三万七千块时，李明看着被告席上老陈涨成猪肝色的脸，突然想起自己刚来时磨坏的第一块砂纸，那些细密的砂粒在时光里变成了闪光的鳞片。

拿到赔偿款那天，李明去医院拆掉了石膏。阳光照在他的腿上，暖洋洋的。他给母亲打了电话，说自己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正规的家具厂做学徒，签了三年合同，每月工资三千五，还有五险一金。挂了电话，他走到街边的五金店，买了一把崭新的刨子。刨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他想起老陈说过，好的工具要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只是这一次，他知道，自己的手艺和尊严，都需要更坚实的东西来守护。

现在的李明已经是家具厂里的技术骨干，带了两个徒弟。每次有新人来，他都会把他们拉到办公室，指着墙上的劳动合同范本说：这东西比师傅的唾沫星子管用。去年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