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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对能动性的重释——基于《社会的构成》第1章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其核心著作《社会的构成》（TheConstitutionofSociety）中提出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旨在超越社会学理论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与行动”二元对立的困境。本研究聚焦于该书第1章中对能动性（Agency）概念的重释，系统分析吉登斯如何将能动性从传统社会学中的“自由意志”或“个体选择”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并将其置于一个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相互媒介的动态过程中。研究采用文本细读与概念辨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分析吉登斯对“能动性”、“能力”和“实践意识”的界定，以及他如何通过“反思性监控”机制将行动者的日常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联系起来。核心发现表明，吉登斯重释的能动性不再是孤立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观意图，而是行动者“做事的能力”（thecapabilityofdoing），这种能力总是“历史定位的”（historicallylocated），并且以规则和资源（即结构）为媒介而展开。能动性本身就是结构得以存在和再生产的“本体论前提”。通过这种重释，吉登斯将能动性视为一种“生成性”力量，它既是结构得以维持的熟练表演，也是结构得以被挑战和变革的潜在来源。吉登斯的理论不仅在方法论上统一了微观与宏观，更在伦理上肯定了即使是社会中最受约束的行动者，也拥有“转化能力”或“建构能力”。

关键词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能动性；社会的构成；实践意识；结构与行动

二、引言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发展中，“结构”与“行动”或“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对立，始终是困扰社会学家们的一个核心理论难题。一方面，以涂尔干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强大约束和塑造作用，往往导致“过度社会化的人”的理论预设，从而忽视了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以现象学、符号互动论和常人方法论为代表的微观理论则倾向于过度强调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建构和即时互动，从而未能充分解释社会系统在宏大时空尺度上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正是为了应对这种理论上的困境，安东尼·吉登斯于1979年在《社会学方法新论》中首次提出，并在1984年的《社会的构成》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吉登斯的核心目标是打破这种理论上的二分法，将结构与能动性视为一种“二重性”（duality），即它们既不相互独立，也不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构成、相互媒介”。结构既是行动得以展开的约束，同时也是行动得以实现的媒介。

而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对“能动性”（Agency）概念的重释，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社会的构成》第1章开宗明义，就将能动性的正确理解视为重构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吉登斯拒绝将能动性简单地等同于“意图”或“主观动机”，他认为这种传统的、笛卡尔式的理解过于狭隘，未能捕捉到人类实践的深层机制。在他看来，能动性恰恰是理解社会结构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传统的社会理论未能把握到，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质上正是社会成员的“熟练表演”（skilledperformance）。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第1章中，是如何具体重释“能动性”概念的？这种重释是如何通过“能力”、“反思性监控”和“实践意识”等核心概念实现的？吉登斯的能动性观如何成功地超越了传统社会理论中“自由意志”或“过度社会化”的对立，并将其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过程内在统一起来？最终，这种重释对结构化理论整体上打破“结构与行动”二元对立的贡献和意义何在？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社会的构成》第1章核心文本的精细解读，系统性地分析吉登斯能动性重释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意图。本文的研究内容将首先对结构化理论、特别是其能动性批判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其次，阐明本研究所采用的文本细读和概念辨析方法；随后，作为论文的核心，将深入探讨吉登斯能动性重释的三个核心维度：能动性作为能力、能动性的时空界限、以及作为能动性基础的实践意识；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研究发现，并评估吉登斯能动性观对当代社会理论的深远影响。

三、文献综述

对安东尼·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研究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的显学。相关文献主要可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结构化理论的总体框架与目标、对能动性概念的专门探讨，以及对该理论的批判与修正。

1.结构化理论的总体框架与目标

学者们普遍认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核心目标是解决社会学中“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他将结构定义为涉及人类行为的规则和资源的组成，而系统则是展现结构属性的社会互动模式。结构与行动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是这一理论的基石：结构既是行动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