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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入了5年合同

林伟在签下那份五年期劳动合同的那天，特意去街角的面馆加了个蛋。辣椒油在热汤里浮成一片红，像极了他刚毕业时揣在怀里的野心。2018年的夏天，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HR递来的合同末尾标注着2023年8月终止，他没多想就按下了手印，以为这不过是职业生涯里无数个五年的开端。

工位在财务部靠窗的位置，能看见楼下便利店的霓虹灯。第一个月加班整理凭证时，老会计张姐递来一杯速溶咖啡：小林啊，咱们这行就是铁打的账本流水的人。当时他正对着Excel表格里密密麻麻的数字发呆，打印机吞吐纸张的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合同里承诺的每年调薪不低于8%像枚定心丸，让他甘愿在月末结账时对着电脑屏幕熬到凌晨。

2019年春节前的年终奖到账那天，林伟在手机银行APP里反复确认那串数字。扣除房租和给父母的红包，剩下的钱刚好够买台新笔记本。他抱着电脑在出租屋里兴奋地转圈，窗外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炸响，合同里年终奖根据公司业绩浮动的条款突然有了具体的重量。那天晚上他给家里打电话，母亲在那头絮叨着邻居家孩子考了公务员，他捏着发烫的手机说：妈，我这合同是正式编制，比公务员还稳定。

转折发生在2020年春天。疫情突发的那个周一，林伟戴着口罩冲进空荡的办公室，发现财务部的门锁已经换了新的。HR在电话里语气急促：小林你先居家办公，等通知。他对着电脑屏幕处理远程传来的单据，打印机卡纸的声音变成了视频会议里断断续续的电流声。合同里因不可抗力可调整工作方式的条款，此刻像条冰冷的蛇缠上心头。当他发现4月工资条里少了绩效奖金时，张姐的微信头像在对话框里灰了三天——后来才知道她已经办了离职。

公司开始频繁地开会，会议室的玻璃门总是紧闭着。林伟在茶水间听到总监们压低声音讨论优化人员结构，咖啡机滴漏的声音里混着成本控制的字眼。他开始在午休时偷偷刷新招聘网站，发现同类岗位的要求已经悄悄加上了能独立完成税务筹划。合同里甲方有权根据业务需要调整乙方工作内容的条款，让他不得不接下本不属于自己的固定资产盘点任务。那天他蹲在仓库角落清点报废的办公椅，灰尘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光束里翻滚，突然意识到自己连公司有多少把椅子都知道，却不知道下季度的绩效考核标准是什么。

2021年的调薪通知来得比往年晚了两个月。HR找他谈话时，桌上的绿萝叶子沾着层薄灰。小林啊，今年公司效益不好，HR转动着马克杯，你的薪资这次就先不调了，不过可以给你争取个优秀员工奖。林伟盯着对方胸前的工牌，突然发现那上面的名字换了新的。合同里每年调薪的承诺像褪色的贴纸，他想起刚入职时在这里签下的名字，墨水在纸上洇开的痕迹早已模糊不清。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失眠，数到第37辆经过楼下的出租车时，终于承认自己害怕的不是不涨工资，而是合同到期后可能空出来的工位。

项目奖金在2022年彻底消失了。林伟开始在下班后去图书馆看书，税务师考试的教材被翻得起了毛边。他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悄悄变化：隔壁工位的实习生开始背考研单词，部门经理在茶水间打电话时会刻意避开人群。合同里提供职业培训的条款变成了每周三下午的线上课程，讲师对着PPT照本宣科，摄像头里的参会人数从最初的23人慢慢降到7人。有天下班时，他看见保洁阿姨正在收拾张姐曾经用过的办公桌，那个贴满便签的笔筒被扔进黑色垃圾袋，里面还插着半截没用完的荧光笔。

2023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林伟在整理档案时翻出第一份工资条，泛黄的纸上印着2018年8月的日期。窗外的玉兰花已经开了，风一吹就簌簌落在楼下的自行车棚上。HR在周五下午发来续签合同的意向书，他盯着合同期限：三年的字样，突然想起入职那天张姐说的话。打印机又开始吞吐纸张，这次是他自己的离职申请。合同里双方协商一致可续订的条款还没来得及启用，他已经在电脑上写好了新的简历。

最后一个工作日，林伟收拾工位时发现抽屉深处藏着半包速溶咖啡。五年前张姐给的那杯还没喝，包装袋上的保质期早就过了。财务部新来的实习生好奇地看着他：林哥，你这五年一直坐这个位置啊？他笑着把咖啡扔进垃圾桶，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合同终止日期上。玻璃幕墙反射着流云，像极了五年来无数个加班的黄昏。他想起刚入职时加的那个蛋，辣椒油在汤里慢慢散开，最终和所有味道融在一起，变成生命里一段滚烫而具体的时光。

走出写字楼时，晚风带着玉兰花的香气扑面而来。林伟摸了摸口袋里的离职证明，突然觉得五年的时光其实很短，短到刚好够一个人明白，有些合同会到期，但成长永远不会终止。街角的面馆依旧亮着暖黄的灯，他决定再去吃碗面，这次要加两个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