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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警负面清单研讨交流材料范文

近年来，随着公安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辅警队伍作为公安机关的重要辅助力量，在维护社会治安、服务群众、支撑基层警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全国辅警数量已占公安队伍总数的40%以上，部分基层单位辅警占比超过60%，其履职能力与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公安工作整体效能和公安机关形象。但与此同时，因辅警管理机制尚在完善阶段，部分人员存在纪律意识淡薄、履职不规范、群众关系处理不当等问题，个别案例甚至引发舆论关注，暴露出对辅警行为边界、责任底线界定不清的短板。在此背景下，制定辅警负面清单，以“禁止性条款”明确行为红线，成为规范队伍管理、防范履职风险、提升职业认同的关键举措。

一、负面清单制定的实践逻辑与现实需求

负面清单的本质是“权力清单”的反向约束，通过明确“不能做什么”，为辅警划定行为禁区，解决“履职越界”“责任失范”等问题。从实践层面看，其制定源于三方面需求：

一是制度完善的必然要求。现行《辅警管理条例》虽对辅警职责、权利义务作出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具体的禁止性行为规范。例如，条例规定辅警“不得单独执法”，但未明确“协助执法时越权操作”的具体情形；规定“应当服从管理”，但未细化“消极履职”的认定标准。这种制度留白导致基层管理中出现“管严了怕挫伤积极性，管松了怕出问题”的两难困境，亟需通过负面清单将抽象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准则。

二是风险防控的现实需要。从近年辅警违纪违法案例分析，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其一，执法辅助环节越权，如单独从事案件调查、采取强制措施；其二，接触群众时态度粗暴，如言语威胁、推诿扯皮；其三，利用岗位便利谋私，如泄露警务信息、为亲友通风报信。2022年某省通报的12起辅警违纪案例中，8起涉及“越权履职”，3起涉及“态度问题”，1起涉及“利益输送”，暴露出对关键风险点缺乏针对性约束。负面清单通过列举高频风险行为，可实现“精准防控”。

三是队伍建设的内在驱动。辅警队伍普遍存在“职业归属感弱”“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明确行为指引，容易产生“做多错多”的畏难情绪或“法不责微”的侥幸心理。负面清单不仅是“约束尺”，更是“方向标”——通过明确“红线”，让辅警清楚“安全区”，既能减少因“不知规”导致的违规，也能通过“底线管理”提升职业安全感，推动队伍从“被动管理”向“主动规范”转变。

二、负面清单的构建思路与核心内容

在制定过程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分类规范、刚柔并济”原则，通过“基层调研—案例分析—专家论证—意见征求”四步流程，梳理出涵盖政治纪律、履职规范、廉洁自律、日常行为四大类52项具体禁止行为，形成“可对照、可检查、可追责”的负面清单体系。

（一）政治纪律类：铸牢忠诚底色的“定盘星”

辅警虽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但承担着警务辅助职能，必须将政治忠诚作为首要标准。负面清单针对政治立场、组织纪律等方面，明确12项禁止行为，重点包括：严禁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严禁参与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严禁隐瞒个人重大事项或提供虚假信息；严禁不服从指挥调度、阳奉阴违。例如，某分局曾发生辅警在社交媒体发布不当政治言论事件，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暴露出政治教育的薄弱环节。清单将此类行为列为“红线”，并配套“凡涉及政治问题一律顶格处理”的规定，强化政治属性。

（二）履职规范类：防范权力越界的“隔离带”

履职规范是负面清单的核心内容，聚焦“辅助”定位，围绕接处警、案件办理、窗口服务等10类常见警务辅助场景，细化25项禁止行为。例如，在接处警辅助中，明确“严禁单独接触违法犯罪嫌疑人”“严禁擅自使用警械具”；在案件办理辅助中，规定“严禁代替民警制作法律文书”“严禁泄露案情或当事人隐私”；在窗口服务中，强调“严禁推诿群众合理诉求”“严禁利用业务系统查询非工作需要信息”。针对“越权”这一高频问题，清单特别设置“辅助行为边界”条款，要求辅警在民警带领下开展工作时，必须全程处于“被监督状态”，禁止脱离民警单独行动。某派出所曾发生辅警单独调解纠纷引发肢体冲突事件，清单将“单独开展矛盾调解”列入禁止项后，同类问题同比下降78%。

（三）廉洁自律类：坚守职业操守的“防护网”

辅警虽无执法决定权，但因接触群众、掌握信息，仍存在廉政风险。清单针对“微权力”腐败，列出10项禁止行为，重点防范“利用岗位便利谋私”。例如，严禁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礼品、宴请或消费性娱乐活动；严禁为亲友违规办理户籍、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严禁通过警务平台查询他人隐私信息牟利；严禁参与“黄赌毒”等违法活动或为其提供便利。2023年某县局查处一起辅警违规查询公民信息案件，涉事人员将300余条户籍信息以每条50元的价格出售，清单将“违规查询、泄露信息”列为“一票否决”项，规定一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