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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区别及案例

引言

在司法实践中，诈骗类犯罪是常见的刑事犯罪类型，其中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因行为手段存在相似性，常被混淆。二者虽同属诈骗犯罪范畴，但在犯罪客体、行为模式、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准确区分这两种罪名，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更直接影响量刑结果，对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公民财产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结合法律规定与典型案例，从多维度解析二者的核心区别，为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提供参考。

一、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基础概念

（一）合同诈骗罪的法律定义与特征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行为必须发生在合同关系的框架内。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包括：虚构单位或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其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却诱骗对方签订或履行合同；收受对方财物后逃匿等。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将合同作为诈骗的工具，通过破坏合同信用关系实现非法占有目的。

（二）普通诈骗罪的法律定义与特征

普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行为模式更具普遍性，不依赖特定场景或载体，常见如虚构身份借款、谎称代买商品收钱后逃匿、以“中奖”为由骗取手续费等。普通诈骗罪的核心在于“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与“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手段更灵活，无特定形式限制。

二、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核心区别

（一）犯罪客体的差异：单一侵害与双重侵害

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普通诈骗罪的客体是单一的财产所有权，其行为直接指向被害人的财产，破坏的是单纯的财产占有关系。例如，甲谎称自己是“名医”能治愈乙的顽疾，收取高额治疗费后消失，此行为仅侵害了乙的财产权，属于普通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则具有双重性：既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又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合同信用制度。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基本载体，其效力和履行依赖于双方的信任。若行为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不仅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会削弱市场主体对合同的信任，破坏公平、诚信的交易环境。例如，某公司虚构“优质项目”与多个企业签订合作合同，收取保证金后卷款潜逃，此类行为不仅使企业遭受财产损失，还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因此被定性为合同诈骗罪。

（二）客观行为的差异：是否依托合同载体

普通诈骗罪的行为手段无特定限制，只要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即可。例如，丙以“帮朋友紧急周转”为由向丁借款10万元，承诺一周内归还，实则将钱用于赌博挥霍，丁因相信丙的“借款用途”而交付财物，此行为无合同载体，属于普通诈骗。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且诈骗行为与合同内容直接相关。例如，戊注册空壳公司，对外宣称有大量低价钢材出售，与多家建筑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要求对方预付30%货款（总计500万元），收到款项后关闭公司逃匿。此案中，戊的诈骗行为完全依托于《钢材购销合同》，其虚构的“有钢材可供”的事实是合同的核心内容，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合同”的范围需符合法律对“合同”的定义。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指经济合同（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服务合同等），不包括婚姻、收养等身份关系协议，也不包括单纯的口头约定（除非能证明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例如，己与庚口头约定“代购进口奶粉”，收取货款后未发货且失联，若双方未形成书面或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可能被认定为普通诈骗；若双方通过聊天记录、转账备注等明确了货物数量、价格等合同要素，则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三）犯罪主体的差异：自然人与单位均可

普通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该罪主体。即使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最终也需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例如，某“投资咨询公司”组织员工以“高收益理财”为由骗取客户资金，虽以公司名义运作，但法律上仍认定为自然人（公司负责人及员工）的普通诈骗行为。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情形在实践中较为常见，例如某贸易公司明知无实际履约能力，仍以公司名义与多家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骗取货物后低价转卖获利。此时，该公司作为单位主体，可构成合同诈骗罪，同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一差异体现了法律对市场经济中单位行为的特殊规制——单位利用自身资质或信誉实施合同诈骗，其社会危害性往往大于自然人，因此需单独设定主体资格。

（四）犯罪目的认定的差异：是否具有履约可能性

普通诈骗罪中，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通常直接表现为“无任何履约或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