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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融合谈判停滞原因——基于2023–2025年智利、巴西政策转向

摘要与关键词

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重塑、区域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拉丁美洲两大主要一体化机制——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融合前景，长期以来被视为衡量该地区整合深度的关键指标。然而，自二零二三年以来，一度被寄予厚望的“多元一体化”融合进程陷入明显停滞。本文旨在剖析二零二三至二零二五年这一关键时期，两大集团融合谈判停滞的深层原因，其核心论点是，此种停滞并非源于外部冲击或技术性障碍，而主要归因于两大集团的关键领导国家——智利与巴西——国内发生的显著政策转向。本研究采用比较案例分析方法，深入考察智利博里奇政府与巴西卢拉政府在贸易政策、发展战略及一体化哲学上的变化。研究发现，尽管两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呈现出左翼“再聚合”的表象，但其实际国家政策路径却加剧了而非弥合了两大集团间的结构性差异。智利在维持太平洋联盟开放贸易模式的同时，试图注入“进步主义”议程，形成一种复杂的混合策略；而巴西则重拾以保护国内产业和强化南方共同市场关税同盟为核心的、更具政治性的区域主义路径。这种“表层意识形态趋同，深层发展模式趋异”的矛盾动态，从根本上削弱了双方进行制度性融合的政治意愿与政策基础。本文的核心结论是，两大集团的融合困境，深刻揭示了拉丁美洲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受国内政治经济优先事项的制约，任何超越国家核心利益的制度整合都面临着巨大的内在张力。

关键词：太平洋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区域一体化，政策转向，制度趋异

引言

拉丁美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是一部充满了雄心壮志、意识形态摇摆与现实挫折的复杂历史。在这部历史的当代篇章中，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作为该地区两条并行的、且在模式上截然不同的一体化路径，其间的互动与竞合关系，始终是观察家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太平洋联盟，由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组成，自二零一一年成立以来，便以其“开放区域主义”的姿态，积极推动成员国间以及与亚太地区为主的外部世界进行深度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被视为拉美融入全球化的典范。而南方共同市场，以巴西和阿根廷为核心，则更多地体现了“后自由主义”或“战略性”区域主义的特征，强调关税同盟的保护功能、内部政治协调以及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世界进行谈判。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两大集团各自发展成熟，关于如何实现“多元一体化”，即在保留各自模式的同时寻求融合与趋同的讨论，成为拉美区域主义的主旋律。这一愿景在某些时期显得尤为乐观，特别是在两大集团成员国由相似意识形态的政府执政时，高层间的政治互动频繁，合作路线图等文件相继出台。然而，进入二零二三年，随着智利左翼总统博里奇与巴西左翼总统卢拉相继上台，一个看似为两大集团意识形态弥合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的窗口期开启了。出人意料的是，融合进程非但没有加速，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滞状态。官方层面的谈判议程被搁置，实质性的制度对接毫无进展。

这一现象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谜题：为何在区域内关键国家出现意识形态趋同的有利背景下，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融合谈判反而陷入了停滞？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无论是强调经济利益驱动的新功能主义，还是侧重政府间谈判的自由主义政府间主义，似乎都难以充分解释这一“反常”现象。仅仅将原因归咎于个别领导人的意愿或外部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本研究认为，答案深藏于两大集团的关键领导国家——即太平洋联盟中历史最悠久的成员国智利，以及南方共同市场中体量最大的主导国巴西——其国内政策与发展战略的深层转向之中。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二零二三至二零二五年这一时期，智利博里奇政府与巴西卢拉政府的国内政策转向，具体是如何共同作用，导致了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融合谈判的停滞？本研究旨在超越表面的意识形态标签，深入剖析两国在贸易自由化、产业发展、对外关系以及对区域一体化本质理解上的具体政策选择，并论证这些选择如何加剧了而非缓解了两个区域集团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对这一具体案例的深度剖析，揭示国内政治经济优先序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并为理解当代拉丁美洲区域主义的碎片化与复杂性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是文献综述，梳理拉美区域主义理论以及关于两大集团关系的研究现状；其次是研究方法，阐明本文所采用的比较政策分析框架；再次，作为论文的核心，研究结果与讨论部分将详细剖析智利和巴西的政策转向及其对融合进程的阻碍作用；最后，结论与展望部分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该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前景提出研判。

文献综述

对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融合困境的研究，必须在拉丁美洲区域主义理论的宏大框架下展开，并吸收关于两大集团互动关系的具体研究成果。既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对话基础，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