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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不孕症夫妇生育压力、主观幸福感和生育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全文）摘要

目的探索不孕症夫妇在生育压力、主观幸福感和生育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性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和方便抽样法抽取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门诊接受初诊的不孕症夫妇。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生育压力量表（FPI）、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和生育生活质量量表（FertiQoL）对纳入的230例不孕症夫妇进行调查。

结果不孕症夫妇在心理弹性（P=0.034）、生育压力（P0.001）和生育生活质量（P=0.005）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主观幸福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孕症女方的心理弹性在生育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和生育生活质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理想[x2/df=1.437,拟合优度指数（GFI）=0.936，修正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0.909,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43],且中介作用显著。不孕症男方心理弹性在生育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和生育生活质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良好[X2/df=2.011,GFI=0.93,增值拟合指数（IFI）=0.918,标准化拟合指数（CFI）=0.917,RMSEA=0.067],但心理弹性在生育压力与生育生活

质量中有中介作用，在生育压力与主观幸福感中无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夫妇在心理弹性得分分别为(63.05±14.51)分和(65.64±12.63)分。与常模回相比，其心理弹性处于中等水平。但女方的心理弹性低于其配偶的心理弹性水平。Facchin等同对加拿大的269例不孕症妇女在取卵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孕症妇女与生育相关的压力得分为(133.9±30.1)分。同样，Kim等［17］采用FPI量表对韩国121对不孕症夫妇的研究结果显示女方的FPI得分为(150.23±27.53)分，其配偶的得分为(137.38±27.91)分。本研究中不孕症夫妇的FPI得分分别为(165.88±22.71)分和(155.01±20.28)分，高于前者的研究。我们还发现FertiQoL在中国不孕女性中的得分为(64.54±16.90)分08］,其远低于以往大多数国家的研究结果，如土耳其(66.97±14.35)分，荷兰(70.80±13.90)分，美国(72.30±14.80)分和德国(73.00±12.00汾【I”?。本研究中不孕症女性的FertiQoL得分为(59.59±11.80)分，低于中国不孕症女性的平均水平，且低于其配偶的(62.00±11.31)分。总的来说这些可能是因为不孕原因、传统观念及个体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受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将〃传宗接代“看作是女性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这种传统观念易于把过错归咎于女性，社会的舆论和偏见对女性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男女生理方面的差异导致社会两者的生育责任也产生不同的观念。女性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她们承当着主要的生育责任，且在接受不孕不育治疗时往往接受更多的检查、侵袭性操作和治疗,所经受的生育相关压力就更大。

二、不孕症夫妇生育压力、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和生育生活质量的相关性Kiesswetter等［23］使用PANAS量表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女方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得分与其配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本研究中不孕症女方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得分与其配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纳入研究对象的年龄有关Marabulut等09］的研究中不孕症女方的年龄为(35.16±4.28)岁，配偶为(38.16±5.20)岁，远高于本研究不孕症女方［(30.45±5.64)岁］及配偶［(32.28±6.55)岁］年龄。Drosdzol和Skrzypulec［24］的报道结果显示，生活满意度的降低与不孕不育带来的相关压力有关。Hassanin等［25］进一步指出不孕病症及其相关压力通过产生社会心理压力，降低生活满意度，增加婚姻冲突，降低性满足感和婚姻满意度来影响生活质量。Li等［18］对我国沈阳市的498例不孕症女性进行了横断面研究。其中不孕症女性的FPI得分为(145.57±24.33)分,生育生活质量得分为(65.54±16.90)分。与生育相关的压力与生育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心理弹性与生育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心理弹性解释了36.3%的方差，心理弹性中和了不育相关压力与生育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三、心理弹性在生育压力、主观幸福感和生育生活质量中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本研究结果显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