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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德性之后对现代道德碎片化诊断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当代道德话语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尖锐性、政治化与不可通约性。围绕核心伦理议题的公共辩论，往往表现为不同前提之间的循环对峙，而非导向共识的理性协商。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德性之后》中，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诊断：这种碎片化并非暂时的混乱，而是一种深刻的失序状态。它源于一场被遗忘的哲学浩劫，即西方文化在背弃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目的论框架后，其道德语言（如正义、权利、义务）已与其功能性语境相脱离，沦为无法被合理证成的碎片。本文旨在系统性地重构与分析麦金太尔的这一诊断。本研究采用谱系学分析与概念重构的方法，旨在阐明麦金太尔是如何通过追溯道德语言的衰变史，来揭示现代道德的碎片化本质的。

研究的核心发现是，麦金太尔将情感主义识别为现代性的核心文化症候。情感主义（即所有规范性判断只是个人偏好的表达）并非一种小众理论，而是启蒙规划失败的必然逻辑后果。康德、休谟、基尔克果等人试图在非目的论的基础上为道德寻找新基础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从而为尼采的权力意志开辟了道路。本文认为，麦金太尔诊断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将一种哲学史的失败，与一种社会学（管理者与治疗师等角色）的分析，以及一种道德心理学（自我的非历史化）的批判，熔于一炉。他论证了，在实践、叙事统一体与传统这三个德性得以生长的社会语境被现代制度逻辑所侵蚀之后，碎片化便成为我们不可逃避的道德宿命。

关键词：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道德碎片化,情感主义,启蒙规划

二、引言

在当今的公共生活中，我们正见证着一种悖论：一方面，道德话语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从社交媒体到政治讲坛，对正义、权利、公平与伤害的诉求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这些话语达成实质性共识的能力却空前低下。当代社会的道德辩论，无论是围绕堕胎、同性婚姻、经济正义还是国际冲突，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的不可通约性与尖锐性。辩论双方似乎生活在截然不同的道德宇宙中，他们各自的第一原则——无论是基于个体权利、最大功利、生命神圣性还是社会公平——都无法为对方所接受，甚至无法被对方所理解。其结果是，公共协商往往退化为意志的对抗、情绪的宣泄或权力的博弈，而非哈贝马斯式的理性交往。

面对这一巴别塔式的困境，大多数现代伦理学理论，如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或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仍试图在程序或理性的最低限度共识上，重建一个共同的规范框架。然而，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在其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巨著《德性之后》中，提出了一个远为激进和悲观的诊断。麦金太尔认为，我们所面临的碎片化困境，并非源于理性的误用或程序的缺陷，而是源于一场已经发生、但几乎未被察觉的文化浩劫。

麦金太尔的核心论点是：我们当下所继承和使用的道德词汇——如德性、义务、权利——都是一个早已崩溃的、完整的道德框架的碎片。这个框架，即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和中世纪神学的（托马斯主义的）目的论伦理学，它将人理解为具有一个特定目的或功能的存在。而德性，正是使人能够实现其目的的品质。然而，在现代性的开端，随着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这个目的论的宇宙观被彻底抛弃了。但那些道德词汇却作为遗骸被保留了下来。启蒙规划的宏大目标，就是试图在非目的论的新基础上（例如，诉诸理性、激情或功利），为这些碎片提供一个合理的证成。在麦金太尔看来，这一规划从康德到密尔，已经彻底失败了。

因此，我们所处的碎片化状态，是一种失忆的状态：我们挥舞着我们不理解其意义的道德概念，假装在进行一场理性的辩论，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表达个人偏好。这种将所有道德判断还原为个人偏好的文化状态，就是麦金太尔所诊断的现代性核心病症：情感主义。

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麦金太尔的道德碎片化诊断，其具体的病理学分析机制是什么？他是如何通过一种谱系学的叙事，将启蒙规划的哲学史失败，与情感主义的社会学统治，以及现代自我的道德心理学困境，这三者令人信服地联系在一起的？本研究的目标，正在于系统性地解剖《德性之后》中的诊断部分（而非其药方，即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本文将重构其关于碎片的寓言、情感主义的定义、启蒙规划的失败逻辑链条，以及德性赖以存活的社会语境（实践、叙事统一体与传统）是如何被现代性所瓦解的。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定位麦金太尔在当代伦理学论战中的位置；其次，阐明本研究采用的谱系学和概念分析方法；再次，在核心的讨论部分，分步骤重构其诊断的完整逻辑；最后，总结该诊断的持久力量及其理论局限。

三、文献综述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的出版，标志着当代伦理学的一个决定性转折，即德性伦理的强势复兴，并引发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激烈论战。围绕其碎片化诊断的文献，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主要领域。

首先，是作为其批判对象的现代道德哲学的主流范式。在麦金太尔之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