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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努斯鲍姆能力进路对功利主义伦理的超越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自边沁以降，功利主义以其清晰的理论结构与对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在现代伦理学与公共政策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其将多维的人类价值还原为单一的效用标尺，并采用加总求和的分配原则，导致其在面对个体尊严、权利保障以及多元生活方式的价值时，暴露出深刻的理论与伦理困境。本文旨在通过理论分析与哲学论证重构的研究方法，系统性地阐释玛莎·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是如何作为一种更具伦理深度和哲学稳健性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功利主义的根本性超越。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这种超越并非简单的修补或替代，而是一场范式性的转换。首先，在价值论层面，能力进路以一个多元的、客观的核心人类能力列表，取代了功利主义单一的、主观的效用概念，从而为人类福祉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和符合直觉的刻画。其次，在哲学人类学层面，它用一个具有内在尊严的、积极能动的实践理性主体形象，取代了功利主义下那个被动的效用容器式的个人观。最后，在正义原则层面，它以保障每一个体都达到各项核心能力的门槛水平为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取代了功利主义可能为了总体效用最大化而牺牲少数个体的加总原则。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通过将伦理的焦点从主观的满足感转向客观的能做之事与能是之人，不仅成功地回应了功利主义面临的适应性偏好、权利的边际化和个体独立性等经典难题，更为全球正义、人类发展和宪法制定，提供了一个更具人性、更为公正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玛莎·努斯鲍姆，能力进路，功利主义，人类福祉，正义理论

二、引言

在当代全球关于发展、正义与人类福祉的公共讨论中，一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指标的量化思维模式，仍然占据着强大的话语霸权。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等数据，常常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最终标准。这一思维范式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深刻的、源远流长的伦理学传统——功利主义。自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系统性地阐发以来，功利主义以其简洁明了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深刻地塑造了现代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众多国家的政策实践。它将伦理判断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可计算的后果和可感知的福祉之上，从而为社会改革提供了一种看似科学、客观和人道的指引。

然而，随着二十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经验的积累，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石开始受到越来越深刻的质疑。将复杂的人类善好，全部压缩进效用或快乐这一单一的容器，是否会无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生活多维度的价值（如爱、友谊、尊严、智识探索）的贬低？那种为了总体利益最大化，而可以接受对个体权利进行侵害的加总逻辑，是否与我们关于正义的根本直觉相抵触？一个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的个体，其因适应了恶劣环境而形成的卑微的欲望，难道也应被视为其福祉得到满足的证据吗？

正是为了回应这一系列由功利主义所引发的深刻伦理困境，一种被称为能力进路的全新理论范式，在阿马蒂亚·森的开创性工作和玛莎·努斯鲍姆的系统性哲学建构下应运而生。这一进路主张，我们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正、一个人生活得好与坏的标准，不应是其主观的心理满足状态，也不应仅仅是其拥有的资源多寡，而应是其实际上能够去做和能够成为的那些事情，即其真实的能力与自由。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玛莎·努斯鲍姆所发展的能力进路，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以及通过何种哲学论证，构成了对功利主义伦理的超越？这里的超越，不仅仅是指提出一个不同的理论，而是指它如何能够一方面吸纳功利主义对人类福祉的根本关切，另一方面又系统性地克服功利主义内在的、无法自行解决的哲学与伦理难题。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努斯鲍姆与功利主义两大理论框架进行系统性的比较与哲学论证重构，来深入阐发能力进路实现这一超越的内在逻辑。本文的研究内容将主要围绕三大核心对比展开：第一，在价值论上，对比分析能力进路的多元客观善与功利主义的单一主观善；第二，在对人的理解上，对比分析能力进路的尊严能动者与功利主义的效用感受者；第三，在正义原则上，对比分析能力进路的个体保障与功利主义的总体加总。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将对功利主义理论、能力进路的发展以及二者关系的既有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其次，阐明本研究采用的理论分析与概念重构的研究方法；再次，作为论文的核心，将从上述三个层面深入剖析能力进路的超越性论证；最后，在结论中总结全文观点，评估其理论贡献与局限，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三、文献综述

玛莎·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与伦理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创新之一，其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动力。围绕这一主题的学术讨论，主要可以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文献脉络中展开。

第一个脉络是关于功利主义自身的演变及其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批判。自边沁提出最大幸福原则以来，功利主义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古典的快乐主义功利主义（边沁、密尔）将善等同于快乐和免于痛苦。为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