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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废止中医论战中的科学话语霸权建构

摘要

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科学成为重塑中国社会与思想的至高权威。在此背景下，中西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峰，并最终爆发了以废止中医为核心的激烈论战。

本文旨在剖析这场论战中，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医派是如何策略性地建构并运用一套特定的科学话语，以确立其在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层面上的霸权地位。长期以来，对此论战的研究多停留于事实陈述或将其视为新旧文化冲突的简单案例。

本研究采用批判话语分析与历史文献分析的方法，深度解读一九二九年废止中医案的提案文本、相关报刊的公开辩论以及关键人物的论述。研究发现，废医派的成功并非源于其绝对的真理性，而在于其成功地将科学定义为一种具有排他性的、以解剖学、细菌学和实验验证为唯一标准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将中医标签化为玄学、迷信和巫术，系统性地将其驱逐出合法知识的殿堂。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将废除中医与强国保种、民族新生等国家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相捆绑，从而将一场医学之争，提升为关乎民族存亡的政治抉择。

本文认为，废止中医论战的本质，是一场围绕科学定义权的知识权力斗争。它标志着西方式的生物医学话语，在中国取得了压倒性的霸权地位，并深刻地塑造了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医的曲折命运与现代中国的知识格局。

关键词：废止中医民国科学话语话语霸权余云岫

引言

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华民族便被卷入了一场深刻的存亡危机之中。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如何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富强，成为萦绕在几代知识分子心头的核心焦虑。在此背景下，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奉为救治中国的两剂良方。科学，在此时的中国，其意义已远超一种单纯的知识体系或研究方法，它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地位，成为现代、进步、真理与力量的终极象征。一切传统的思想、制度与文化，都必须在这位赛先生的审判席前，接受严苛的价值重估。

在这场波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思想浪潮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传统中医首当其冲，成为了审判的焦点。其根植于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的理论体系，其依赖于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以及其君臣佐使的方药逻辑，在以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为基础的西医（时称新医）面前，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中西医之间的冲突，从最初的零星摩擦，逐渐演变为一场关乎国粹存废的激烈论战，并在一九二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的一次会议上，由接受了日式西医教育的余云岫等人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而达到了顶峰。

这场废止中医论战，其历史意义远比一场单纯的医学学术争论要深远得多。它是一个透镜，折射出在现代性焦虑下，中国社会内部新旧、中西之间剧烈的文化断裂与权力重组。然而，传统的历史研究在审视这场论战时，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科学主义的预设框架，即将之描绘为先进的西医对落后的中医的必然胜利，或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潮的一个分支。这种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这场论告中，科学本身是如何被定义和使用的？废止中医派并非是在一个中立的平台上与中医进行公平的学术对话，而是首先成功地建构起了一套科学话语，并运用这一话语的霸权，将中医预先判定为非科学乃至伪科学，从而剥夺了其平等的对话资格。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废止中医论战的实质，与其说是一场关于医学事实的辩论，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科学话语权的争夺。那么，废医派是如何具体地建构起这套具有排他性的话语体系的？他们运用了哪些修辞策略与论证逻辑，来将自己塑造为科学的唯一代言人，同时将中医边缘化为迷信与愚昧的他者？这套科学话语霸权的建立，又是如何与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宏大政治叙事相结合，从而获得其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与紧迫性的？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是通过对话语本身的深入分析，来解构这场论战背后的知识权力运作机制。本文将首先梳理相关研究，阐明研究方法，进而系统地剖析废医派在垄断科学定义权、污名化中医以及捆绑国家现代性等方面的核心话语策略，以期对这场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知识格局的历史事件，提供一个新的阐释维度。

文献综述

围绕民国时期废止中医论战的研究，在医学史、近代思想史与社会文化史等领域均有丰厚的积累。对这些研究路径的系统梳理，是本文确立科学话语霸权建构这一核心分析视角的学术前提。

第一种路径，是传统的医学史与中西医交流史研究。以陈邦贤、马伯英等为代表的学者，对这场论战的来龙去脉、关键人物（如余云岫、恽铁樵）、核心事件（如一九二九年废止中医案）以及政府的政策反复，进行了详尽的史实考证与梳理。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论战的基本面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实基础。其巨大贡献在于客观地记录了发生了什么。然而，这类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叙事往往是事件驱动的，并且在分析论战双方的观点时，常常不自觉地将科学视为一个无需定义的、客观中立的裁判者，而未能将科学本身问题化，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