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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的比较

行纪合同、居间合同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罗马法对行纪就作了规定，当时行纪只是委托的一种，随着信托业的发展，产生了独立从事行纪业务的行纪组织，在欧洲中世纪由于国际贸易的兴起，行纪制度相应地较为发达。居间是一种古老的商业现象，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出现，当时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事居间活动，及至中世纪居间人发生了变化，具有了公职性质、官营性质，带有垄断性。“行纪”、“居间”这类名称和实际活动在我国历史上很早也已出现，自汉代以来出现了经营行纪，从事居间活动的行纪人、居间人，民间将其组织、营业场所称为“牙行”，旧中国民法对行纪、居间进行了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行纪业、居间业曾一度有所发展，但很快因政治运动而日趋衰微，直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纪业、居间业才又兴盛起来，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等不断设立。然而我国八十年代颁布实施的三部合同法没有关于行纪合同、居间合同的规定，行纪合同、居间合同只作为无名合同而存在，使之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指引和规范。为改变这种局面，新合同法适应历史的要求在分则部分设专章对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作了规定。

新合同法第414条、第424条对行纪合同、居间合同作了定义：“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从定义不难看出两类合同有相类似之处。

首先，行纪合同和居间合同均为提供服务的合同。委托人与行纪人、居间人订立合同是基于互信关系，委托人可以利用行纪人的资产、信用、交易关系及有关业务知识，利用居间人的信息资料、业务经验及相关知识。行纪人与第三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为委托人的利益办理贸易业务，居间人作为中介人也是为委托人作成交易服务。1995年10月2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经纪人管理办法》曾将行纪人、居间人统称为经纪人。

其次，行纪合同、居间合同均为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行纪人负有为委托人办理买卖或其他商事交易的义务，居间人负有向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提供订约媒介的义务，委托人依双方订立的合同负有向行纪人、居间人支付一定报酬的义务，合同双方的义务相互对应，同时行纪人、居间人完成事务有权收取报酬，即为有偿，双方的利益具有对价关系，故行纪合同、居间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均只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即告成立，无须为实际履行，也无须有特别的方式，因而是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

再次，行纪人、居间人都有忠实于委托人利益的义务。行纪人、居间人就自己所为的行纪活动、居间行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行纪人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委托人的利益，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条件，通常应亲自办理并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居间人按照其办理的事务可分为报告居间人和媒介居间人，但不论是哪种居间人都应将所知道的有关订约情况或商业信息如实告诉委托人，不得对订立合

权利义务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设定、产生，居间人没有将处理事务的后果移交给委托人和向委托人汇报所为行为的始末经过的义务。但合同法第425条规定了“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违反该义务，故意提供虚假情况，致使委托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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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介入”不同。行纪人在一定条件下有介入权，居间人在特定情形下承担介入义务。合同法第419条规定了行纪人的介入权，即行纪人接受委托买卖有市场定价的商品时，除委托人有反对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出卖人或买受人的权利。行纪人的介入权是法律规定的结果，是一种形成权，使委托人和行纪人之间产生了买卖合同，从缔约程序的角度讲可以认为委托人的委托就是要约，行纪人的自行交易就是承诺。一般情况下为保障行纪人为委托人的利益活动行纪人不得自行交易即介入。委托人的自行交易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行纪合同合法存在，其次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的商品采用市场定价，再次委托人没有不允许自行交易的意思表示。在这样的条件下行纪人的自行交易不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同样实现了委托人的经济目的，达到了效益最优化。在媒介居间中如果委托人一方或双方指定居间人不得将其姓名、商号、名称告知对方，居间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有保密义务，由此居间人产生为委托人隐名的义务，这种居间称为隐名居间。在隐名居间这种情形下，对于委托人依据与相对人的合同应承担的义务，在一定条件下由居间人以履行辅助人的身份负履行义务，并领受对方当事人所为的给付。因此，只有在保护隐名委托人利益的前提下才有居间人的介入义务，而不存在居间人基于特定情形主张介入的权利。

第五，取得报酬的时间不同。合同法第422条、第426条分别规定了行纪人、居间人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