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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背景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零工经济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家政服务者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的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他们以“零工”形式参与劳动，突破了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的束缚，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然而，在这种新型就业模式蓬勃发展的同时，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其中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适用性矛盾尤为突出。传统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在“标准劳动关系”基础上，强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从属性、稳定性，但零工经济下的用工形式、劳动关系和收入结构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导致现有制度在覆盖范围、计算标准、执行监管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在零工经济背景下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既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又兼顾平台经济的创新活力，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一、零工经济的特征与传统劳动关系的差异

零工经济的核心在于“灵活”与“非标准”，其与传统劳动关系的差异渗透在劳动过程的各个环节。理解这些差异，是分析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困境的前提。

（一）用工形式的高度灵活性

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工作时间、地点、内容由用人单位统一安排，具有明确的“从属性”特征。而零工经济下，劳动者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单，工作时间、地点、强度由自身决定，呈现“自主化”特点。例如，外卖骑手可自由选择接单时段，网约车司机能根据路况调整出车区域，家政服务者可自主决定服务频次。这种灵活性虽提升了劳动者的时间支配权，但也导致劳动过程难以被传统制度“标准化”约束——传统最低工资制度以“月/小时”为计算单位，要求劳动者在固定时间内提供劳动，而零工的“有效工作时长”往往因等待接单、平台派单规则等因素被稀释，实际劳动时间与收入的对应关系更复杂。

（二）劳动关系的模糊性与非典型性

传统劳动关系以“劳动合同”为核心，用人单位需承担工资支付、社保缴纳、安全保障等法定责任。但在零工经济中，平台通常与劳动者签订“合作协议”或“劳务合同”，强调双方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例如，部分平台通过注册“个体工商户”的方式，将骑手、司机转化为“独立经营主体”，从而规避用人单位义务。这种法律关系的重构，直接导致零工劳动者难以被纳入传统劳动法律保护体系——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适用前提是“存在劳动关系”，而模糊的法律定位使零工群体陷入“似劳动者非劳动者”的尴尬境地，无法直接主张最低工资权益。

（三）收入结构的复杂性与隐性成本

传统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等构成，且用人单位需承担社保、公积金等用工成本。零工的收入则呈现“多源化”特征：既包括平台支付的订单金额，也可能包含用户打赏、平台补贴等额外收入；同时，零工需自行承担设备（如电动车、智能手机）折旧、交通（充电、加油）、保险（人身意外险）等隐性成本。以某外卖骑手为例，其月接单收入约8000元，但扣除电动车租金、电池充电费、意外险等成本后，实际可支配收入可能降至6000元以下。若再考虑平台抽成（部分平台抽成比例高达20%-30%），零工的“净收入”与“名义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传统最低工资制度仅关注“用人单位直接支付的货币工资”，未将零工的必要成本纳入考量，导致制度保护效果被削弱。

二、现有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适用困境

零工经济的上述特征，与传统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设计逻辑形成了显著冲突，具体体现在法律界定、标准设计和执行监管三个层面。

（一）法律界定的滞后性：“劳动者”范畴的窄化

我国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界定，以“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为核心标准，强调劳动者需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挥管理、依赖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条件并获得主要生活来源。但零工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更偏向“合作”而非“从属”：他们可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工作过程不受平台直接监督，收入也不依赖单一平台。这种“弱从属性”特征，使得司法实践中对零工是否属于“劳动者”的认定存在分歧。例如，某地法院在审理一起外卖骑手工伤赔偿案时，以“骑手可自由选择接单、平台不考勤”为由，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骑手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更无法主张最低工资。法律界定的模糊，直接导致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被压缩，大量零工劳动者被排除在制度保护之外。

（二）标准设计的不匹配：计算方式与劳动实际的脱节

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分为月最低工资和小时最低工资两类，前者适用于全日制劳动者，后者适用于非全日制劳动者。但零工经济下的劳动形态既非“全日制”也非传统意义上的“非全日制”：一方面，部分零工（如全职外卖骑手）日均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劳动强度堪比全日制劳动者；另一方面，其收入又与接单量直接挂钩，没有“保底工资”。传统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以“法定工作时间”为基础（如每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