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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M模型的实证检验与扩展

一、CAPM模型的理论框架

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石之一,它首次将资产的风险与预期收益率联系起来,为投资者理解风险补偿机制、构建投资组合提供了量化工具。要探讨其实证检验与扩展,需先回到模型的核心逻辑与关键概念。

(一)模型的核心假设

CAPM的构建基于一系列简化的市场假设,这些假设是模型逻辑的起点。首先,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追求“均值-方差”最优——即他们在相同风险下选择收益率最高的资产,或在相同收益率下选择风险最低的资产。其次,假设市场是完全有效的,所有信息都能及时、充分地反映在资产价格中,不存在交易成本、税收或信息不对称。第三,假设投资者对资产的预期一致,即所有人对资产的收益率、风险和相关性有相同的判断。最后,假设资产可以无限分割,投资者可以根据需要持有任意比例的资产。

(二)核心逻辑与结论

在上述假设下,CAPM推导出一个简洁的结论:资产的预期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加上其系统风险(贝塔系数)乘以市场风险溢价。换句话说,资产的预期收益仅由系统风险决定——非系统风险(即可以通过分散化投资消除的风险,比如公司特定的经营风险)不会获得额外收益补偿。

这里的“系统风险”由贝塔系数衡量,它反映了资产收益率对市场整体收益率波动的敏感程度。比如,若某只股票的贝塔系数为1.2,意味着当市场收益率上涨10%时,该股票的收益率通常会上涨12%;若市场下跌10%,该股票则会下跌12%。而无风险收益率是投资者投资无风险资产(如短期国债)能获得的收益,市场风险溢价则是市场组合(包含所有风险资产的理想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与无风险收益率的差值,代表投资者承担市场风险所要求的额外补偿。

(三)关键概念解析

为更清晰理解模型,需明确三个关键概念:

无风险资产:指不存在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的资产,其收益率稳定(如短期国债)。模型中用它作为“无风险基准”,衡量风险资产的额外收益。

市场组合:理论上包含所有风险资产(股票、债券、房地产、人力资本等)的组合,其风险是完全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通过分散化消除),贝塔系数为1。

贝塔系数:资产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的联动程度。计算时,需用资产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的协方差除以市场收益率的方差——协方差衡量两者的同步变化程度,方差衡量市场本身的波动。

二、CAPM模型的实证检验

CAPM的理论价值需通过实证检验验证:它是否能解释现实中不同资产的收益率差异?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理论的“试金石”,也为模型扩展提供了方向。

(一)实证检验的基本思路

实证检验的核心是验证“贝塔系数是否能解释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具体步骤通常是:

首先,收集数据:选取某一市场(如美国股市、中国股市)的个股收益率、市场指数收益率(代表市场组合)、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如国债收益率),时间跨度通常为几年到几十年(如10年的月收益率数据)。

其次,计算贝塔系数:对每只股票,用其收益率与市场指数收益率做回归(即“一阶回归”),得到该股票的贝塔系数——回归斜率就是贝塔,代表股票对市场波动的敏感程度。

最后,检验线性关系:将所有股票的预期收益率与对应的贝塔系数做回归(即“二阶回归”),看贝塔是否能显著解释收益率差异——若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CAPM成立;若不显著,则说明模型存在缺陷。

(二)早期实证的支持与争议

20世纪60-70年代,CAPM的提出者夏普、林特纳及后续学者用美国股市数据做了早期检验,结果大多支持模型:

夏普用1954-1963年美国100只股票的月收益率数据,发现贝塔系数与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贝塔越高的股票,收益率确实越高,符合模型预测。

林特纳用更大的样本(200只股票)验证,得出了类似结论。

但很快,学者罗尔提出了尖锐批评:市场组合是理论上的“理想组合”,现实中无法准确构建。比如,市场组合应包含所有风险资产,但实证中常用的“市场指数”(如标普500)仅覆盖部分股票,忽略了房地产、债券、人力资本等资产。若市场指数不能代表真实的市场组合,那么基于它计算的贝塔系数是不准确的,检验结果也不可靠。这一“罗尔批评”成为CAPM实证检验的永恒争议——直到今天,学者仍在寻找更接近理论的市场组合代理变量。

(三)实证异象的发现:模型的“现实裂痕”

20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CAPM无法解释一些“异象”——即现实中存在的、模型无法预测的收益率差异。这些异象动摇了CAPM的“完美性”,成为模型扩展的直接动因:

规模效应:小公司(市值低)的股票收益率显著高于大公司,且这种差异无法用贝塔系数解释。比如,学者班茨用1936-1975年美国股市数据发现,市值最小的10%股票,年化收益率比市值最大的10%股票高5%左右,但两者的贝塔系数差异很小。

价值效应:高账面市值比(即“账面价值/市场价值”高,代表公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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