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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行卷风气与士子社交网络形成

摘要

唐代科举制度作为中古时期选拔官僚的核心机制，深刻地塑造了士人的行为模式与社会文化。其中，行卷风气，即士子在应试前将其诗文作品呈送给当时的名公巨卿以求声誉与推荐的习俗，是唐代科举生态中一个独特而普遍的现象。

本文旨在探讨行卷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实践，是如何超越其功利性的干谒目的，进而成为唐代士子构建其社交网络、进行自我身份展演和参与文化生产的核心机制的。本研究采用历史文献分析与社会网络理论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唐代诗文集、笔记小说及墓志铭中相关记载的系统梳理与解读。

研究发现，行卷远非简单的走后门行为，而是一套复杂的、遵循特定礼仪与文化资本运作逻辑的社会互动。它通过三种方式运作：

其一，它构建了以京城为中心，以名公巨卿为节点、以行卷作品为媒介的跨地域士子网络；

其二，它迫使士子在行卷诗文中进行精心的自我呈现，将其才学、品性与政治抱负进行文学化的包装，从而塑造其公共形象；

其三，这一过程本身促进了文学的传播与评鉴，使得行卷成为唐代文学创新与风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认为，行卷是理解唐代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个人才华与社会资本、政治抱负与文学创作相互交织的关键，它揭示了唐代科举文化中一种独特的、以社交网络为基础的精英再生产模式。

关键词：唐代科举行卷社交网络士子文化资本

引言

唐代，以其开放的胸襟与鼎盛的国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伴随着国家机器的日趋成熟，科举制度作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与规范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以诗赋取士，科举不仅成为寒门士子实现阶级跃升的重要阶梯，更深刻地塑造了整个唐代社会的文化风尚与精英的行为逻辑。然而，在看似公平、公开的科举考试这一明线之下，还潜藏着一条同样重要、却更为复杂幽微的暗线——行卷风气。

所谓行卷，简言之，即应举的士子在参加正式的省试之前，将自己平日里最为得意的诗文作品成卷，主动呈送给在朝的高官、知名的文坛领袖以及可能担任主考官的知贡举者，以期获得他们的赏识、揄扬与推荐。这一风气，自唐初发端，至中晚唐而登峰造极，几乎成为所有应举士子，无论其家世背景如何，都必须参与的一场赛前热身。从王维、杜甫到白居易、韩愈，几乎所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代大文豪，都曾有过怀揣诗卷，奔走于权贵之门的经历。

长期以来，对行卷的理解，往往存在两种简化的倾向。一种是将其视为科举制度不公的体现，是一种赤裸裸的干谒或走后门，是士子追逐功名的功利性手段。另一种，则将其作为文学史的背景材料，用以解释某些诗文的创作动机。这两种视角，都未能充分揭示行卷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习俗，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功能。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行卷风气在唐代社会中，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干谒行为吗？还是说，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具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实践？具体而言，行卷是如何超越其表面的推荐功能，进而成为唐代士子，特别是那些缺乏家世背景的寒门士子，用以构建其早期职业生涯所必需的社交网络的关键机制的？在这一过程中，士子如何通过行卷作品进行自我展演？而这一风气，又对唐代文学本身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何种反作用力？

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是试图将行卷从科举的后台推向历史的前台，将其作为一个透镜，用以观察唐代科举制度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实践的复杂互动，以及士子个人才华与社会资本的辩证关系。本文将论证，行卷远非科举制度的瑕疵，而是其生态系统中一个有机的、功能性的组成部分。它是一场围绕文化资本展开的精微博弈，是唐代士子得以编织社会网络、确认精英身份、参与文化再生产的核心场域。本文将首先梳理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脉络，阐明本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进而从社交网络的构建、自我身份的展演以及文学风尚的塑造三个层面，对行卷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深入剖析。

文献综述

围绕唐代科举与行卷风气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史、文学史与社会史三个领域。对这些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与评述，是确立本文社交网络这一核心分析视角的基础。

首先，在唐代制度史与科举史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科举的科目设置、考试流程、录取标准以及行卷作为一种非正式习俗的存在，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以傅璇琮等为代表的学者，清晰地勾勒出唐代科举制度的演变脉络，并指出行卷与公荐是当时科举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唐代科举并非一个完全封闭、客观的选拔系统，而是受到人际关系与社会声誉等场外因素的显著影响。其巨大贡献在于，为我们理解行卷提供了坚实的制度背景。然而，这一路径的局限性在于，其分析的重心往往在于制度本身，即行卷是如何影响了科举的公平性。它倾向于将行卷视为一种对正式制度的干扰或补充，而较少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身运作逻辑的社会场域来深入分析其内部的互动机制与文化功能。

其次，在唐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行卷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学者们在解读唐代诗